著者：[ 印度] 阿比吉特·班纳吉 [ 法] 埃斯特·迪弗洛

推荐语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很擅长概括经济发展的秘密。
他们运用了很多针对当地的考察记录及实验，探寻贫穷国家的穷人是怎
样应付贫穷的：他们知道什么？从表面上看他们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
么？他们对自己及别人的期望是怎样的？他们怎样做出选择？显然，两
位作者通过个人行动和公共行动赢得了多次富有意义的小胜利，为全球
穷人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而且这些收益还可能会像滚雪球似的继续下
去。这本书令我非常着迷，让我对穷人摆脱贫困充满了信心。
——罗伯特·默顿·索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这是一本见解极为深刻的好书，由两位专门研究贫穷本质的优秀作
者写成。
——阿马蒂亚·森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及心理学教授
对于每一位关心世界贫穷问题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一本必不可少
的读物。我很久没读过能让我学到这么多的书了。《贫穷的本质》堪称
经济学的最大献礼。——史蒂芬·列维特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这本书引人入胜、可读
性很强，超越了关于贫穷问题的简单分析。书中充分论述了贫穷家庭为
改变现状而面临的挑战，展现了他们为摆脱当前贫穷而迁居的努力，并
用真实的数据对其加以验证。《贫穷的本质》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本
书在探讨贫穷核心问题的同时，保留了对乐观主义精神及更多答案的寻
求。
——南丹·纳拉坎尼
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印度身份证管理局主席
他们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有力的尝试，并且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与
占统治地位的论证方法的差异。这些非常有头脑的经济学家丰富了贫困
问题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经常为大众所误解……这本书引发了关
于发展周期的讨论。除了重点关注随机对照实验之外，还涉及了之前为
学界所忽视或未得出一致观点的内容，例如穷人是如何做决定的、他们
的决定是否正确，以及政客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决定的。
——《卫报》
这本书中，作者进行了大胆的研究，亲身体验并描述了全世界至少
8.65亿贫困人口（日均收入低于0.99美元）的真实生活。
——《经济学人》
这是一本极有说服力的读物，它真实再现了穷人的生活，很有可能
产生具有实际意义的成果。
——《福布斯》
这是一本非凡之作，读后收获颇丰。《贫穷的本质》是对穷人所处
的生存环境中边缘生活的细致描述。两位作者清晰而又富有同情心地描
述了他们研究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他们为事实、假设和思辨开创了全新
的视角。正因如此，这本书值得一读。
——《华尔街日报》
这本书除了记录大量的亲身体验外，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对穷人生
活的个性化描述。它反映了贫困人群是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做出选择
的。此类书籍帮助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前进道路，代表了我们需要继续
坚持的实践方向。
——《金融时报》
这本书内容精彩、引人入胜，俨然是一部为贫困人口量身定制的
《魔鬼经济学》。书中有很多从我们所服务对象角度出发的有关解决贫
困问题的深入见解。他们唤醒了我们共有的人性，并提醒我们一般情况
下，人们所见略同。
——《快公司》
随机对照实验是解决贫困问题常用的方法。这本由阿比吉特·班纳
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贫穷的本质》对其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并
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什么形式的援助最有效？”
——《纽约时报》
这是一本科学、深刻、观点清晰、通俗易懂的书，是对国际援助持
支持或反对意见者，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和对贫困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的必读之作。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罗伯特·默顿·索洛以及
经济学畅销书作者史蒂芬·列维特倾心推荐之作。我觉得你最好读一读
这本书，它将开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的讨论话题。
——美国《金融世界》
这本书含蓄地表达了经济研究无须将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观
点，这是研究方法上的惊人转变。
——《印度快报》
两位极负盛名的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连续
15年对全球贫困问题做出了精妙的研究，并探求我们无法解决贫困问题
的真正原因。这本书论点清晰、有理有据，颠覆了以往研究贫困问题的
传统方法，不失为关注此类问题的读者的醒脑之作。
——《柯克斯评论》

前言
埃斯特6岁时曾读过一本关于特蕾莎修女的书，书中提到了一个叫
加尔各答的城市。这个城市非常拥挤，人均居住面积只有0.93平方米。
当时，埃斯特把这个城市想象成一个大棋盘，由许多个3英尺×3英尺
[1] 的小格子组成，每个小格子只能挤进去一个“小兵”。她当时就思
考着，自己究竟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呢？
24岁时，埃斯特终于来到了加尔各答市，当时她已是麻省理工学院
的一名研究生。在乘出租车前往市区的路上，埃斯特向窗外望去，眼前
的一切令她有些失望。每个角落都空无人烟，只有一棵棵树木、一块块
空草坪和孤单的人行道。那本书中刻画得触目惊心的困境在哪里，那些
拥挤的人群都跑到哪里去了？
阿比吉特6岁时就知道加尔各答市的穷人住在哪儿，他们就住在他
家后面那栋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里。那些穷人的孩子似乎总有玩的时间，
他们擅长玩各种游戏。如果阿比吉特和他们玩弹球，最后弹球总会跑到
他们的破裤兜里。对此，阿比吉特心里很是不服气。
自打贫穷一出现，我们就产生了某种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来贬低穷人
的冲动。穷人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理论及文学作品中，他们被描述得有时
懒惰，有时上进；有时高尚，有时鬼祟；有时愤怒，有时顺从；有时无
助，有时自强。毫无疑问，有些政策取向与这种针对穷人的看法相一
致，如“给穷人创建自由市场”“呼吁人权至上”“先解决冲突”“给
最贫穷的人多些资助”“外国援助阻碍发展”等。然而，这些想法却无
法帮助那些处于贫穷状态下的普通男女实现希望、消除疑虑、弥补不
足、满足愿望、坚定信仰、解决困惑。穷人的出场通常只是作为某种励
志剧或悲剧的主人公，或令人钦佩，或惹人怜悯，而不是某种知识的传
播者，人们不会向他们咨询想法或计划。
贫穷经济学常常与穷人经济学相互混淆，因为穷人几乎一无所有，
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一般也无人关注。遗憾的是，这种误解严重影响了
消灭全球贫穷之战——简单的问题会产生简单的解决方法。扶贫政策方
面充斥着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泡沫，事实证明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要想取得进展，我们必须摒弃将穷人贬低为固定形象的习惯，花点儿时
间真正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包括这种生活中的复杂与多彩。15年来，我
们始终坚持着这一行动目标。
我们是学者，与大多数学者一样，我们构建理论，研究数据。然
而，我们研究的性质却有着不同的意义。我们用几个月，甚至很多年的
时间与非政府组织（NGO）活动分子、政府官员、医疗保健工作者及小
额信贷者接触，进行基础性研究。我们来到街头巷尾，村前屋后，与住
在那里的穷人交谈，向他们提出问题，搜寻数据信息。我们在那里遇到
了很多善良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在很多
情况下，我们只是路过而已，却始终被他们当作客人来对待。即使我们
提出的问题并无多大意义，他们也会耐心解答，并同我们分享很多有意
思的故事。
回到办公室后，我们一边回顾那些故事，一边研究数据，感到有些
不可思议，甚至迷惑不解。我们难以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那种（西方或
受过西方教育的）专业发展经济学家及政策制定者对于穷人生活的看法
联系起来。有时，强有力的证据迫使我们重新评估甚至放弃我们所坚持
的理论。然而，我们会尽量先搞清楚，我们的理论为什么行不通，怎样
利用该理论更好地描述世界。本书就产生于这一思想交叉点上，展现了
我们所编织的一个关于穷人生活的完整故事。
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就全球穷人最多的50个国
家来说，其平均贫穷线为每人每天16印度卢比。各国政府将生活费低于
这一水平的人定位为贫穷状态。根据写作本书时的汇率标准，16卢比相
当于36美分，但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物价水平较低，如果穷人以美
国的物价水平来购物，他们就需要花更多的钱——99美分。因此，要想
知道穷人是怎样生活的，你就要想象如何在迈阿密或莫德斯托每天只靠
99美分生活。要用这点钱购买你一天所需（除了住房），这并不容易。
比如，在印度，99美分只能买15根小香蕉，或是3磅劣质大米。你能靠
这点吃的活下去吗？不过，2005年，全球有8.65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
的13%）都是这样生活的。
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使这些人处于贫穷状态，他们几乎在所有方面
都和我们一样。穷人与我们有相同的欲望和弱点，也并不比我们理性多
少——正好相反，恰恰因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我们常常会发现，穷人
在做选择时会非常谨慎：为了生存，他们都需要成为精打细算的经济学
家。然而，我们和他们的生活依然有着天壤之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习以为常，几乎不会在这些方面
细细思量。
每天99美分的生活意味着，你接收信息的渠道也会受限——报纸、
电视和书籍都要花钱来买。因此，你常常会对世界上其他人得到的特定
信息一无所知。比如说，接种疫苗就可以预防你的孩子患上麻疹。这就
意味着，在你所生活的世界里，很多机构并不是为你这样的人而建的。
大多数穷人都没有收入来源，更不用说基于自动缴纳的退休计划了。这
就相当于，在你大字不识的情况下，你却要根据很多细则做出决定。对
于不识字的人来说，他怎能读懂一份包含大量拗口病名的健康保险产品
呢？
一切都表明，对于穷人来说，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自己家
人的未来提供保障，他们需要拥有更多的技能和更强的意志力，承担更
多的义务。然而，恰恰相反，正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那些小花费、
小障碍、小错误，在穷人的生活中却成了尤为突出的问题。
要想摆脱贫穷并不容易，但只要抱着一种“万事皆有可能”的态
度，再加上一点儿援助（一条信息、一点儿推动），有时也能产生令人
意想不到的成果。另一方面，错位的期望、必要信仰的缺乏、表面上的
一些小障碍，都有可能对这一过程造成一定的破坏。把持住正确的杠杆
至关重要，但正确的杠杆往往很难找到。而且，单凭一个杠杆显然不能
解决所有问题。
《贫穷的本质》一书揭示了穷人的经济生活，使我们看到其中所蕴
含的丰富的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中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了解穷人能实现什
么，他们在哪些方面需要一些助力，以及他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些助力。
本书中的每个章节都阐述了一种如何找出这些难点并攻克这些难点的方
法。翻开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晰窥见这些人的家庭生活：他们都会买些
什么；他们会为子女的教育做些什么；他们会为自己的健康、子女的健
康以及父母的健康做些什么；他们会生几个孩子等。接下来，我们将进
一步阐述各类市场及机构能为穷人做些什么：他们能借钱吗？能存钱
吗？能为自己投一份人身伤害保险吗？政府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在何种
情况下政府会力不从心？自始至终，本书都在讨论几个相同的基本问
题。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让穷人改善他们的生活，在这方面他们遇到了哪
些障碍？是起步的花费较大，还是起步容易维持难？为什么花费会这么
大？穷人意识到福利的重要性了吗？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呢？
《贫穷的本质》一书最终揭示了穷人的生活及他们相应的选择，对
于我们消除全球贫穷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书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为
什么小额信贷的实用性并非某些人所信奉的那么神奇，为什么穷人最终
无法从医疗制度中得到好处，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年年上学却不学习，为
什么穷人不想交医疗保险，以此表明，为什么昔日的奇思妙想今天都遭
到扼杀。本书还指出了很多充满希望的方面：为什么象征性的补助不只
是有象征性的作用，怎样健全商业保险制度，为什么在教育方面的资
助“少一点即是多一点”，为什么好工作对于发展至关重要？值得一提
的是，本书还指出了希望与知识的重要性，告诉我们即使在任务看上去
无比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敢于坚持，成功并不总像看上去那样遥远。

本的层面上看，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尊重人们的自由——如果这是他们
不想要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理由强迫他们接受：如果孩子们不想去上
学，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接受教育一定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观点并不是毫无依据的。萨克斯和伊斯特利都是经济学家，他
们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一个经济问题的回答，即一个国家是否
会陷入贫穷。我们知道，萨克斯的观点是，由于地理位置不佳或运气不
好，有些国家陷入了贫穷，而且常常会变得越来越穷。这些国家虽然拥
有富裕起来的潜能，却需要先让自身走出困境，然后才能踏上繁荣之
路。因此，萨克斯强调巨大推力的重要性。相反，伊斯特利指出，很多
过去贫穷的国家现在却很富有，一些过去富有的国家现在却变穷了。他
表示，如果贫穷的条件不是恒定的，那么“贫穷陷阱”就是一个残酷地诱
骗穷国的伪概念。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及个人，人们是否会陷入贫穷？如果是这样的
话，一次性的援助投入会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使他走上一条
新的道路，这也就是杰弗里·萨克斯“千年乡村计划”所蕴含的根本的哲
学理念。在那些幸运的村庄里，村民们得到了免费的化肥、免费在学校
用餐及使用计算机、免费的医疗服务等，每个村庄每年消耗50万美元。
根据该项目的网站介绍，该计划的意义就在于，“千年村庄经济经过一
个时期的过渡，实现了从只够糊口的耕作到自给自足的商业活动的转
变”。
在为该计划制作的音乐电视录像中，杰弗里·萨克斯和女演员安吉
丽娜·约丽参观了肯尼亚的索里村，这是一座古老的千年村庄。他们在
那里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农民，名叫肯尼迪。由于领取了免费的化肥，肯
尼迪家的收成是前几年的20倍，他因此攒下了一些积蓄，足够养活他自
己一辈子的了。这里隐含的论点就是，肯尼迪掉进了“贫穷陷阱”，他买
不起化肥，免费赠送的化肥解救了他，这是他逃离困境的唯一途径。
然而，怀疑者们会提出反对意见：如果化肥这么有利可图的话，那
么肯尼迪当初为什么不只买一点点化肥，用在那块最好的田地里，这样
他就可以提高这块地的产量，然后用挣来的钱多买一点儿化肥，留作来
年用。如此循环下去，他就能买下家里田地所需的全部化肥了。
那么，肯尼迪究竟是否掉进了“贫穷陷阱”呢？
答案取决于这一策略的可行性：一开始只买一点点化肥，多挣一点
点钱，然后将收益再次投入，挣更多的钱，最后再重复这一过程。不
过，化肥或许只能批量购买，或许在使用过几次之后才有成效，抑或将
收益再次投入并不如想象的那般顺利。你可以想出很多原因，用来解释
为什么一位农民很难靠自己的力量发家。
稍后，我们会在第八章深入探讨肯尼迪的故事。但上述讨论有助于
我们了解一个总体的原则：对于几乎无钱可投的人来说，一旦收入或财
富迅速增长的范围受限，那么他就会掉入“贫穷陷阱”；但对于有能力投
入的人来说，这一范围就会极大地扩展。另一方面，如果穷人快速增收
的潜能很大，而且这一潜能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那么“贫
穷陷阱”也就不复存在了。
经济学家都喜欢简单（有人称之为单纯化）的理论，他们习惯用图
表来表现这种理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认为，下列两个图表有助于厘
清关于贫穷本质的这场争论。在研究这两个图表时，我们要记住最重要
的一点，即曲线的形状——我们在本书中会多次谈到这些形状。
对于那些相信“贫穷陷阱”的人来说，整个世界就像图1–1表现的那
样，你今天的收入会影响将来的收入，这个将来可能是明天、下个月，
也可能是下一代；你今天有多少钱决定着你能吃多少，有多少钱用来买
药、支付你孩子的教育费、为自家田地买来化肥或更好的种子，所有这
些都决定着你明天会有多少钱。
曲线的形状是关键。这条线一开始很平坦，然后突然升起，之后又
逐渐变平。我们暂且选用英文字母“S”为其命名，称之为“S形曲线”。
这条S形曲线就是“贫穷陷阱”的来源。从对角线上来看，今天的收
入等于明天的收入。对于处于“贫穷陷阱”地带的穷人来说，将来的收入
低于今天的收入：曲线低于对角线。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流逝，这
一地带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穷，最终在N点陷入贫穷。从A1点开始的箭头
代表一条可能的轨道：由A1到A2，再到A3，如此顺延下去。对于那些
起点在“贫穷陷阱”地带以外的人来说，明天的收入会高于今天的收入：
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富。以B1为起点、顺着
B2、B3延伸的箭头代表着这一可喜的趋势。
图1–1 S形曲线和“贫穷陷阱”
然而，很多（或许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整个世界常常更像图1–
2。
图1–2 反向L形曲线：不存在“贫穷陷阱”
图1–2有点儿像图1–1的右半部分，但它的左端没那么平坦。这条曲
线一开始上升得很快，然后慢慢放缓。此图表明，世界上不存在“贫穷
陷阱”，因为最穷的人也能挣到比他们原来的收入更多的钱，他们会变
得越来越富，直到他们的收入停止增长为止（以A1为起点、顺着A2、
A3延伸的箭头描绘了这条可能的轨道）。这里所体现的收入或许不是
很高，但此图却暗示着，我们几乎没有必要帮助穷人了。在这个世界
上，一次性的施舍（如给某人足够的收入，让她或他以A2而不是今天
的A1为起点）并不能永久地提高一个人的收入，最多也只能让他们前
进得更快一些，并不能改变他们最终前进的方向。
那么，哪个图表能更好地体现肯尼亚年轻农民肯尼迪的生活呢？要
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了解一组简单的事实。比如，化肥能
否少量购买？一个种植季到下一个种植季期间，是否不太容易攒下积
蓄，所以即使肯尼迪在一个季节挣了钱，他也无法用这些钱做进一步投
资？因此，这两个简单的图表所包含的理论传达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即仅靠理论是不够的，要想真正回答“贫穷陷阱”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我
们需要了解的是，现实世界能否由图表来体现。而且，我们需要通过一
个个事例做出判断：如果我们的故事与化肥有关，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
关于化肥市场的一些现实情况；如果是关于存钱的分析，那么我们就需
要了解穷人是怎样存钱的；如果是关于营养和健康的问题，那么我们就
需要研究与此相关的领域。找不到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这听上去或许
会令人有失信心。然而，实际上，政策制定者想要弄明白的不是穷人陷
入困境的100万种方式，而是“贫穷陷阱”形成的几个重要因素。他们想
通过缓解特定问题使穷人脱贫，让他们走上一条致富及投资的良性循环
之路。
要想放弃那种普遍适用的答案，我们就要走出办公室，仔细地观察
一下这个世界。这样一来，我们就遵循了发展经济学家多年的一个传
统，即强调通过搜集正确的资料，提出对世界有用的想法。与上一代相
比，我们拥有两大优势：第一，我们现在可以得到以前没有的、来自很
多穷国的可靠信息；第二，我们可以使用一种强有力的新工具——随机
对照实验，使研究人员可以在当地人的配合下开展大规模实验，从而验
证他们的理论。在一次随机对照实验中，就像关于蚊帐的研究一样，研
究人员随机选定一些个人或团体，让他们接受不同的“待遇”——不同的
计划或同一计划的不同版本。由于接受不同“待遇”的个人是具有可比性
的（因为他们都是随机选定的），他们之间的任何区别都来自特定待遇
的影响。
一次实验并不能回答一个计划是否具有普遍的可行性，但我们可以
开展一系列不同的实验，选取不同的地点或实验中不同的外来干预因素
（或二者兼有）。统一起来看，我们既可以证实所得结论的可靠性（适
用于肯尼亚的理论也适用于马达加斯加吗？），又能缩小解释这一现象
的理论范围（究竟是什么阻止了肯尼迪？是化肥的价格还是钱不容易存
的情况？）。这一新理论有助于我们设计一些干预策略及新的实验，使
我们弄懂之前可能令我们困惑不解的一些发现。渐渐地，我们就会全面
了解穷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帮助，哪些方面不需要帮
助。
2003年，我们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鼓励
并支持其他研究人员、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共同致力于采用这种发展经
济的新方式，并向政策制定者阐明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人们对此的反
响一直都非常强烈。截至2010年，实验室研究人员已在全球40个国家完
成或正在开展240多个实验项目。大量的组织、研究人员及政策制定者
都对随机对照实验的想法表示赞许。
人们对实验室研究的反应表明，很多人都赞同我们的基本定论。因
此，我们可以通过逐步积累、认真的思考、细致的实验与合理的执行，
使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或许这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
但本书从始至终都会提到，这并不是制定政策的常用方式。发展政策的
实施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场场争论，似乎都是以证据的不可依赖性为前提
的：能被证明的证据是一种妄想，最多只是遥远的梦想，或是一种自
娱。当我们开始踏上这条道路时，那些顽固的政策制定者及他们更加顽
固的顾问常常会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继续研究，而你们却沉溺于寻
求证据。”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不过，还有很多人
认为，这种急促毫无道理可言。他们同我们一样，每个人能做的就是，
深入了解困扰穷人的具体问题，尽力找出实行干预的有效方式。在某些
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什么都不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里并没有一
定之规，正如花钱不一定总能解决问题一样。某一特定答案所映射的知
识体系，以及对于这些答案的深入了解，才能使我们在某天真正懂得如
何消除贫穷。
本书正是建立在这一知识体系之上的。我们所谈到的大量材料，都
来源于我们及其他人所开展的随机对照实验，但我们也通过其他渠道掌
握了一些证据：从质和量的角度描述穷人是怎样生活的，研究一些特定
机构是怎样运转的，以及哪些政策有效、哪些政策无效的各类证明。在
本书的英文配套网站（www.pooreconomics.com）上，我们提供了相应
的链接，读者可以看到书中所引用的各类研究、每一章节的说明图解以
及一些摘录和图表，关于18个国家中每人每天不足99美分生活的方方面
面，我们在本书中还会多次提到。
我们所选用的研究都有共同点，即表现了科学的强大力量、接受有
关资料结论的开放性，以及关注穷人生活的特定具体问题。这些资料将
表明，我们应在何种情况下担心陷入“贫穷陷阱”——“贫穷陷阱”并不是
存在于每个领域。要想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我们有必要正确地回答这些
问题。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错误的政策是怎样制定的，这种政
策并非来自动机不良或是腐败，而仅仅是因为某些政策制定者头脑中的
世界模式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某个地方有“贫穷陷阱”，而实际上却没
有；或者另一个“贫穷陷阱”就摆在他们眼前，却被他们忽略掉了。
然而，本书所传达的信息不仅仅是“贫穷陷阱”。我们将会看到，专
家、援助者及当地政策制定者的思想、无知及惯性常常可以表明，为什
么有些政策失败了，有些援助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效果。我们能够将世界
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这可能无法在明天就实现，但一定会在我们触
手可及的将来实现。不过。靠惰性思维是无法实现这个梦想的。我们希
望你能明白，我们一步步耐心的研究，不仅仅是抗击贫穷的有效方式，而且还能使世界变成一个更有意义的地方。

至少就食品储量来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有能力让每一个人
都吃饱饭。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峰会上，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当年的
世界粮食产量足以向每人提供每天2 700卡路里热量。这是几个世纪粮
食供应革新的成果，当然，我们还要感谢农业科技领域的伟大革新，还
有几个更为平凡的因素，如西班牙人于16世纪在秘鲁发现了土豆，将其
引入欧洲并推广为食品。研究表明，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土豆的出
现使世界人口增长了12%。
饥饿的确存在于当今世界，但只是人类食物分配方式的一种结果。
绝对的食物匮乏并不存在。当然，如果我吃得比所需的多，或者更合理
地讲，将更多的玉米转化成了能量，我就能好好游游泳，那么所有其他
人得到的就会更少。然而，尽管如此，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非常贫穷
的人，似乎都能挣够糊口的钱。这仅仅是因为，通常情况下，能提供卡
路里的食品，价格都不高。根据菲律宾人的价格数据，我们算出了足以
提供2 400卡路里的最便宜食品的价格，包含10%来自蛋白质的卡路里，
还有15%来自脂肪的卡路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只会花费21美分，
就算是每天靠99美分生活的人也买得起。问题在于，这样，他们只能吃
到香蕉和鸡蛋。不过，只要人们在必要时有吃香蕉和鸡蛋的心理准备，
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会停留在S形曲线的左半边，这说明他们都
有能力赚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
这与印度的调查结果一致。在那些调查中，人们需要回答，他们是
否能吃饱，比如，“每个家庭中的每个人一天吃两顿饱饭”，或者“每人
每天是否有足够的食物吃”。认为自己吃不饱的人，其比例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大幅度减少——从1983年的17%降到2004年的2%。因此，人们
之所以会吃得更少，或许是因为他们的饥饿程度降低了。
或许，尽管人们摄入了更少的卡路里，但他们真的不再那么容易饥
饿了。或许，由于水质及卫生条件的改善，人们不再因一次次的腹泻或
其他疾病而流失那么多卡路里。或许，人们的饥饿程度之所以降低，是
因为重体力劳动的减少——村里有了可饮用水，妇女们不再需要长途跋
涉地去挑水；交通状况的改善，人们出门就不用全靠步行；即使是在最
贫穷的村子里，面粉都用电动磨粉机来磨，而不是由妇女们用手来磨。
印度医学研究会分别计算了重度、中度及轻度体力劳动者的卡路里需求
量，通过计算出来的卡路里平均值，迪顿和德雷兹注意到，过去25年
来，卡路里消耗量的下降几乎完全可以解释为，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从事
重体力劳动者人数的相对减少。
如果大多数人都处于非饥饿状态，那么他们因消耗更多卡路里而获
取的生产力就可能相对下降。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
把钱花在别处，即放弃香蕉和鸡蛋，转而选择某种更棒的食品。很多年
前，约翰·施特劳斯为证明卡路里对生产力的作用，一直在寻找一个典
型的例子。他选定了塞拉利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为研究对象，因为他
们是真正辛苦劳作的人。约翰发现，如果一个农工的卡路里摄入量增加
10%，那么他的生产力最多可以提高4%。因此，即便人们加倍消耗食
品，他们的收入也只能增加40%。此外，卡路里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
不呈S形曲线，而是反向的L形曲线，就像图1–2所展现的那样：最高的
收入来自低水平的食品消耗。一旦人们能够吃饱饭，他们的收入就不会
产生大幅度的跃升。这表明，与不那么贫穷的人相比，摄入更多卡路里
对于非常贫穷的人来说更有好处。在这种情形中，我们恰恰看不到所谓
的“贫穷陷阱”。因此，大多数人的贫穷状态，并非是由他们吃不饱饭造
成的。
这并不是说，基于饥饿的“贫穷陷阱”存在不合理性。更丰富的营养
可以使某人走上富裕之路，这一想法从历史角度来看的确至关重要，甚
至在今天的某些情况下仍然十分重要。根据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历史学
家罗伯特·福格尔的计算，在欧洲文艺复兴及中世纪时期，粮食产量并
不足以维持所有劳动者所需的卡路里，这就是当时出现大量乞丐的原因
——他们几乎不具备任何劳动能力。仅仅是糊口的压力，似乎就足以迫
使某些人采取极端的做法：在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时期，曾盛行“杀死
女巫”活动。当时农作物歉收的现象十分普遍，渔业也不发达。女巫们
大都是单身女性，其中以寡妇居多。S形曲线的逻辑表明，当资源紧缺
时，通过牺牲某些人，让余下的人能吃饱，使其具备劳动能力，为生存
而赚钱，这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合理的。
贫穷家庭偶尔会被迫做出如此艰难的选择，至今这种现象依旧存
在。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旱灾期间，很多家庭无地可种，女孩比男孩
更容易夭折，但在雨水正常的情况下，男孩、女孩的死亡比例并无多大
差别。而在“小冰期”时期，坦桑尼亚一旦发生旱灾，就会经历一次“杀
死女巫”的暴行——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这是除掉无用闲人的一种便
捷方式。很多家庭会在突然间发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较年长的女人
（常常是祖母）是一个“女巫”，然后她就会被村里的其他人追捕或杀
死。
因此，粮食短缺有时仍是一个问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
今天生活着的这个世界都十分富裕，关于贫穷的故事并不会成为它的主
旋律。不过，在天灾人祸频发时期，或是当饥荒造成几百万人死去或病
倒时，情况自然会有所不同。阿马蒂亚·森曾指出，近期发生的一些饥
荒并不是粮食短缺造成的，而是制度出现了问题，导致现有食品分配不
合理，甚至在有些地区面临饥饿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将可用粮食储存起
来。
那么，我们应该听之任之吗？我们能否考虑到，尽管穷人可能吃不
了多少，但他们仍需要吃饱。
穷人真的吃得好、吃得饱吗？
我们始终感觉，与真实情况相比，任何故事都欠缺说服力。假定在
印度最贫穷的家庭，每人每天消耗约1 400卡路里，会有人因不需要那
么多卡路里而减少食品消费吗？1 200卡路里是众所周知的半饥饿状
态，想要快速减肥的人常会得到这样的饮食建议；不过，1 400卡路里
似乎比这种状态强不了多少。据各地的疾病控制中心称，2000年美国普
通男性每天消耗2 475卡路里。
然而，印度最贫穷的人的身材较为瘦小，这一点也是事实。而且，
如果一个人身材十分瘦小，那么她/他也就不需要过多的卡路里。不
过，这是不是又把问题推回原地了？为什么印度最贫穷的人身材如此瘦
小？为什么南亚人都骨瘦如柴？衡量营养状态的标准方式是体重指数
（BMI），这是评估体重与身高比例的重要方式（如身高更高的人体重
也就更重）。营养不良的国际底线为BMI 18.5，BMI在18.5~25之间属于
正常范围，BMI超过25的人被定为肥胖状态。通过这一衡量标准，2004
—2005年间，印度33%的男人和36%的女人是营养不良的，二者在1989
年时的这一比例均为49%。在提供人口统计及健康调查数据的83个国家
之中，只有厄立特里亚出现了更多营养不良的成年女性。印度女性、尼
泊尔女性及孟加拉国女性，也属于世界上身材最矮小的女性。
这一点是否应加以考虑呢？这是否应完全归因于南亚人的基因问
题，就像深色眼睛或黑色头发一样，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与否无
关？毕竟，即使是在英国或美国的南亚移民，他们的孩子也比白人孩子
或黑人孩子个子更矮。然而，在无异族通婚的情况下，如果有两代人一
直生活在西方，南亚移民的孩子在身高上便会与其他民族的孩子差不
多。因此，尽管对于个人成长来说，基因构成的确至关重要，但人类在
身高方面的基因差别是极其微小的。如果第一代母亲的孩子身材依然十
分矮小，那么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一代母亲在童年时就营养不良，因
此才会生下身材较为矮小的孩子。
因此，相比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如果南亚人身材矮小，很可能是因
为南亚人及其父母所吸收的营养较少。有证据表明，印度的儿童极度营
养不良。衡量儿童在童年时期是否营养充足，常用的尺度就是对照这一
年龄的国际标准身高。通过这一标准，印度国家家庭卫生研究
（NFHS）所显示的数据令人震惊：约一半5岁以下的儿童发育迟缓。这
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营养摄入还远远达不到标准。其中1/4的孩子极度
营养不良，说明儿童营养问题的严重性。参照孩子们的身高，他们的体
重也大大低于标准体重：在三岁以下的儿童中，每5个儿童中就有一个
儿童处于消瘦状态，也就是说，低于国际极度营养不良的标准。令人尤
为震惊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但那里的
儿童发育迟缓及消瘦的比例，仅为印度的一半。
对此，我们是否应在意呢？这本身不就是个小问题吗？那么，别忘
了还有奥运会的大问题。作为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过去22届奥
运会中，印度平均每届仅获得0.92枚奖牌，少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
0.93枚。相比之下，中国在8届奥运会中共获奖牌386枚，平均每届获
48.3枚。世界上72个国家的奥运会成绩都优于印度，除掉其中人口最多
的6个国家，印度的人口相当于其他国家人口的10倍。
印度虽然是贫穷国家，但它并不像过去那样贫穷了，而且还要好于
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加纳、海地、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坦
桑尼亚及乌干达。然而，这些国家人均获奖数却是印度的10倍以上。的
确，每届奥运会获奖数少于印度的国家，其人口几乎都不到印度人口的
十分之一，除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特别是孟加拉国，它是全球唯一
一个人口超过1亿、从未获过奥运会奖牌的国家，尼泊尔次之。
这显然是一种模式。有人或许会将其归因于南亚人对于板球的沉迷
——这也是一种殖民产物，与困扰美国人的棒球相伴生——但就算板球
占据了世界1/4人口所有的运动才能，它在奥运会上的弱势便情有可原
了吗？澳大利亚、英国，甚至小小的西印度群岛都热衷于体育，而且还
占据人口上的优势，但南亚人从未像这些国家在其繁荣期那样，统治过
板球这一领域。例如，孟加拉国的人口相当于英国、南非、澳大利亚、
新西兰及西印度群岛的总和。鉴于儿童营养不良是南亚的一个突出问
题，那么儿童发育迟缓和奥运会成绩不佳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
奥运会并非唯一一个身高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无论是穷国还是富
国，身材高大的人都能挣得更多。关于身高是否与生产力相关，人们长
久以来一直都莫衷一是。比如，有人争辩说这种说法歧视身材较矮的
人。然而，安妮·凯斯和克里斯·帕克森近期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身高与
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表示，在英国和美国，智
商的高低完全可以由身高的效应来解释：但当我们对智商相同的两个人
做比较时，身高与收入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为了解释这一发现，凯斯
和帕克森表示，真正起作用的是童年时期充足的营养摄取。一般来说，
童年摄取充足营养的人，都会长得更高大、更聪明。正是因为他们更聪
明，所以他们才会赚到更多的钱。当然，很多不那么高大的人也很聪明
（因为他们已长到应有的高度），但总体来说，个子高的人在生活中更
出色，因为他们显然更可能发挥自身的遗传潜力（在身高及智力方面都
是这样）。
路透社将这项研究以《关于更高的人更聪明的研究》为标题做了报
道，听上去很平常，却引发了一场风暴。凯斯和帕克森顿时淹没在充满
敌意的电子邮件之中。一个男人（身高1.5米）责备说，“你们太可耻
了”；另一个人（身高1.71米）说道，“我觉得你们的结论具有侮辱性、
煽动性，是一种偏见和偏执”；还有一个未透露身高的人说，“你们拿了
一把枪，将枪口对准了个子不高的人群的脑袋”。
然而，事实上，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即童年时期的营养不良
会直接影响成人的处世能力。在肯尼亚，持续得到抗蠕虫药片达两年的
孩子，其上学的时间及在青年时期挣的钱比只得到1年抗蠕虫药片的孩
子多20%：蠕虫会造成贫血及营养不良。一些最优秀的营养学专家研究
表明，童年时期适度的营养摄入具有深远意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的结论是：“营养不良儿童的个子更有可能长不高、学习成绩更
差、生下的孩子更瘦小。此外，营养不良还与成年时期的经济地位较低
有关”。
营养不良会影响人们未来的生活机遇，这种影响在他们出生之前就
开始了。1995年，《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首次使
用了“巴克假说”（Barker Hypothesis）一词，这是戴维·巴克医生的理
论，即母体子宫的条件对婴儿生活机遇具有长期影响。很多人都支
持“巴克假说”。例如，在坦桑尼亚，与未服用碘胶囊的孕妇所生的孩子
相比，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摄入了足够量的碘（根据一项间歇性的政府
计划，政府会向孕妇发放碘胶囊），她们生下的孩子能够多上4个月至
半年的学。尽管多上半年学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考虑到大多数这样
的孩子只能上四五年学，多上半年学就意味着不小的收获。实际上，在
这一估算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每位母亲当初都服用了碘胶
囊，那么非洲中部及南部孩子们的学习总成绩就会上升7.5%。这反过来
又会影响到孩子们一生的工作能力。
尽管我们看到，单凭卡路里的增加，本质上对生产力似乎没多大影
响，但即使成人也有一些可以补充营养的方法。我们熟知的一种方法就
是，多吸收铁元素可以治贫血。在亚洲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和印尼，贫
血都是一个主要的健康问题。印尼6%的男性和38%的女性都患有贫血
症，印度的相应数据为24%和56%。贫血与有氧代谢能力低下、身体虚
弱及疲倦有关。在某些病例中，特别对于孕妇来说，贫血还可能会危及
生命。
印尼的铁营养状况评价与研究项目在农村随机选出一些男性和女
性，每几个月定期为他们补充铁元素，给另一对照组用的则是安慰剂。
研究表明，铁元素的补充使男性工作更努力，他们由此而增加了收入，
可以用来买几年所需的加铁鱼酱。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购买一年的鱼酱
只需花费7美元。如果是一位男性个体户的话，他补铁后每年的收入会
增加46美元——这是很合算的投资。
问题是，人们似乎不想要更多的食物，而更多的食物，特别是更多
理智购买的食物，可以使人们及其子女在生活中更成功。而且，能够实
现这一点的关键投资并不昂贵。大多数母亲肯定都买得起加碘盐，这种
盐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非常普遍；或者每两年服用一次碘药剂（每
剂药花费51美分）。在肯尼亚，国际儿童扶持会制订了一个抗蠕虫计
划，呼吁家长为他们正在上学的孩子花上几美分，接受抗蠕虫治疗。几
乎所有的家长都没有响应，这样就剥夺了孩子们一生多赚上百美元的机
会。至于食物方面，各个家庭只需少买一点儿昂贵的谷类粮食（如大米
和小麦）、甜食及加工食品，多买一点儿叶类蔬菜及粗粮，就会很容易

不知道怎样踏上“梯子”，或者他们甚至根本不想那样做。
改善健康的愿望
纯净水、蚊帐、抗蠕虫药片或加铁面粉，尽管这些东西会给人们的
健康带来很大好处，但人们似乎不愿为此花太多的金钱或时间。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穷人不关心自己的健康？有证据显示，结果恰恰相反。
当被问及最近一个月以来是否感到“担心、紧张或不安”时，印度乌代布
尔及南非农村约1/4的穷人回答“是”。这一比例比美国的还要高。而且，
这种压力常常来源于人们自身或其亲属的健康（乌代布尔44%的案
例）。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研究数据中，很多国家的穷人会将自己手
中的大部分钱花在健康上。在印度农村，对于那些极度贫穷的家庭来
说，他们平均会将每月预算的5%花在健康上。在巴基斯坦、巴拿马及
尼加拉瓜，这一比例为3%~4%。在大多数国家，超过1/4的家庭每月至
少会找一次保健人员。穷人还会花很多钱来参加单一的保健活动：在乌
代布尔的穷人家庭中，8%的家庭每月有记录的保健花费超过5 000卢布
（购买力平价228美元），几乎是一般家庭这项预算人均月消费的10
倍，而有些家庭（占1%）则会花掉26倍于月人均的预算。当碰到严重
的健康问题时，贫穷家庭会节衣缩食、卖掉资产或借高利贷。在乌代布
尔，我们采访了三个家庭，他们目前都在还贷款，而他们当初借钱正是
为了解决健康问题。这些贷款大部分都来自放债人，贷款利率非常高：
每月3%（每年42%）。
钱什么也没换来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穷人为健康花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钱究竟花
到哪儿去了。他们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
为了降低保健费用，很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正式的预检分诊系统，使穷
人可以就近享受（常常是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最近的保健中心一般
都没有医生，但那里的人员都经过训练，可以处理简单的病例，并对更
严重的疾病进行检查。重症患者会被送到更高层级的医疗单位。在有些
国家，这一系统由于缺乏人力，发展得较为缓慢。不过，在很多国家
（如印度），医疗设施是可用的，人员配备也是充足的。即使在地域偏
远、人烟稀少的乌代布尔地区，一个家庭只需步行1.5英里（约合2.4千
米），就可以找到一个医疗分支机构，那里会有经过培训的护士。然
而，根据我们收集的数据，这个系统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穷人大多会
避开免费的公共医疗系统。我们采访了一个极度贫困家庭的普通成年
人，他每隔两个月会去一次医院，其中去公共医疗机构的次数还不到
1/4，而超过一半次数去的是私人医疗机构，其余则是求助于以驱邪为
主的传统治疗法。
乌代布尔的穷人似乎选择了双重昂贵的计划：治疗，而不是预防；
治病找私人医生，而不是政府免费提供的医生和护士。不过，如果私人
医生更有资质的话，这种选择也合情合理，但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的：
只有约半数的私人“医生”有医学专科文凭（包括非正统学位，如印度中
药医学学士和尤纳尼医学学士），还有1/3的私人医生根本没受过任何
专科教育。那些所谓的“医生助手”的情况甚至更糟，她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会给病人看病，但2/3的人都没有正规的医学资质。
用当地的话来讲，像这种无资质的医生被称为“孟加拉医生”，因为
印度最早的一家医学院就在孟加拉邦，那里的医生从印度北部绕道而
来，寻找可以让他们实践医术的地方。这一传统还在延续——这样的人
还会出现在村子里，手中除了听诊器和一袋子常用药，几乎没有其他东
西了。无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都自称是“孟加拉医生”。在我们采访
时，有个人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成为医生的：“我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
作，就决定当一名医生。”他郑重其事地向我们展示了他的高中文凭，
他曾学过地理、心理学和梵文（古印度语）。然而，“孟加拉医生”并不
只出现在农村。一项研究发现，在印度德里的贫民窟，只有34%的“医
生”拥有正式的医学学位。
当然，没有学位并不一定就不称职，这些医生很可能专门学过怎样
处理简单的病例，并向重症患者提出到一家正规医院就医的建议。与我
们交谈过的另一位“孟加拉医生”（他的确来自孟加拉邦）很清楚自己的
能力——他会根据病情需要，拿出常用感冒药和抗疟疾药，可能还有一
些抗生素。如果病情看起来很难处理，他就会建议病人去初级医疗中心
（PHC）或是私人医院。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自我意识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吉努·达斯和
杰夫·哈默是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他们从印度德里市区出发，想
看看医生们实际上到底了解多少。他们选择了各类医生（政府的和私人
的，有资质的和没资质的），给他们每人5个与健康有关的“小场景”。
例如，想象一个有痢疾症状的儿童患者，医生应对此采用的治疗方法
是，先提几个问题，弄清楚这个孩子是否有发高烧或呕吐的症状，如果
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可以排除那些较为严重的疾病，开一些口服补
液。另一个场景是关于一位孕妇的，她带有明显的子痫前期症状，这是
一种可致命的疾病，需要立即转到医院进行治疗。我们将医生的提问与
解答方式同标准方式进行对比，列出每一位医生的称职度指数。令人惊
讶的是，这一实验中的平均称职度指数非常低。即使是最优秀的医生
（100名中的前20名），连一半该问的问题都没问。而最糟糕的医生
（最后20名）只提出了1/6该问的问题。此外，根据专家组的评估，这
些医生中大多数人给病人的建议，很可能都不会起到正面作用。那些无
资质的私人医生是最糟糕的，特别是那些工作在贫穷社区的私人医生。
最好的是那些有资质的私人医生，而公立医院的医生则处于中等水平。
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明显失误：医生一般会诊断不足、用药过
度。根据在乌代布尔的健康调查，我们发现，在一名病人去私人诊所看
病的次数中，注射占66%，静脉输液占12%，而检查只占3%。治疗痢
疾、发烧或呕吐的常见方法是开点儿抗生素或类固醇，或者这两样药都
开点儿，而且常常采用注射的形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还具有潜在危害。首先
是针头消毒的问题。我们有几位朋友曾在德里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开了一
所小学校，那里有一位医生资质不明，却为很多病人看过病。在他的诊
所外面，放着一个始终装满了水的大鼓，上面连着一个小水龙头。每当
一位病人离开之后，这位医生就会走到外面，让大家看到他用大鼓里面
的水清洗针头。他用这种方式表明，他是非常小心的。我们不知道，他
是否真的给某个人用过那个注射器，但乌代布尔的医生们都会谈到这位
医生——他重复使用未经消毒的针头，结果使整个村子的人都染上了乙
肝。
抗生素的滥用增加了抗药性细菌产生的可能性，尤其是由于很多医
生都习惯于替病人省钱，他们所建议的疗程比标准的疗程要短。纵观发
展中国家，我们看到，抗生素的耐药性呈上升趋势。同样，在几个非洲
国家，由于药剂量的不正确、病人的不配合，导致可以抵抗主流药物的
疟原虫种出现，最终形成了一次公共健康危机。此外，类固醇的滥用所
造成的潜在危害更大。在调查过印度等国穷人的研究人员当中，凡是40
岁以上的都会想起这样的情景，他们曾万分惊讶地发现，有些人看起来
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过早衰老的原因很多，但类固醇的滥用肯定是其
中之一——而且这不但会使患者的面容老化，还会使他们的寿命缩短。
药物的短期效果会使病人迅速感觉良好，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于是便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穷人有时会拒绝便宜而有效的、能大大
改善人们健康的方法，非要花很多钱去买那些毫无帮助的、很可能有害
的东西？
政府该受到责备吗？
因为很多有效的成果都是通过预防取得的，而这一领域的主导者长
久以来都是政府，但政府总是将简单的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我们看不
到政府提供更多的预防保健，原因有二：政府保健服务者的高缺席率，
以及动力的缺乏。
一些政府保健中心在工作时间也常常是关闭的。在印度，当地卫生
站应一周工作6天，一天6个小时。然而，在乌代布尔，我们一年中每周
都会在工作时间随机采访100多家医疗机构，结果发现，在56%的时间
里，这些机构都处于关闭状态。其中只有12%是因为医护人员在附近的
居民家里帮忙；在余下的时间里，根本看不到护士的踪影。在其他地
方，这种护士缺席的情况也会频繁出现。2002—2003年，世界银行在孟
加拉国、厄瓜多尔、印度、印尼、秘鲁及乌干达展开了一项关于缺席的
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保健工作人员（医生和护士）的平均缺席率为
35%（印度为43%）。在乌代布尔，我们发现，这种缺席同样是无法预
测的，穷人很难求助于这些机构。私人机构可以保证医生在岗，如果医
生不在，那么他就没有收入。而政府工作人员即使不在岗，也会得到一
份收入。
此外，即使政府医疗机构的医生及护士在岗，他们也不会用心医治
病人。为了对同一组医生（回答场景问题的医生）进行调查，达斯和哈
默研究组的一位成员跟踪每位医护人员一整天。每当一位病人来看病，
研究人员都会对其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包括医生问了几个关于病史的
问题、诊断的过程、开了什么药方，还有（私人部分）看病花了多少钱
等。我们通过该研究了解到了印度医疗（公立及私人）的整体情况，结
果是令人惊愕的。达斯和哈默将其称为“3–3–3”规则：平均互动只有3分
钟；医生只问病人3个问题，偶尔会做一些检查；然后，病人会拿到3种
药（医生常常直接开药，不写药方）。病人转诊很少见（少于全部时间
的7%）；只有在约一半时间里，病人才能拿到诊断说明，而只有1/3的
医生会给予病人一些后续指导。然而，这似乎并不算什么，公共部门比
私人机构的情况更糟。公共医务工作者诊治一个病人平均只花2分钟，
问不了几个问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连碰都不会碰病人一下。
通常，他们只是问问病人哪儿不舒服，然后根据病人自己的判断进行治
疗。几个国家的情况皆是如此。
因此，答案或许比较简单：人们尽量避免到公立医院就医，因为这
个系统根本就运转不起来。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系统提供的其
他服务（如接种疫苗和孕妇产前检查）都未得到充分利用。
不过我们知道，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蚊帐并非专门由政府发放，
净化水所需的消毒剂也不是。而且，即使政府医护人员真的投入工作，
需要其服务的病人也不会有所增加。赛娃曼迪是一家非政府组织，该组
织与当地几家机构共同付出了约6个月的努力，有效地减少了医护人员
的缺席率——在岗的概率由不乐观的40%上升到了60%。然而，这并没
有增加前来就诊的患者的人数。
在赛娃曼迪的另一次活动中，组织者们在相同的几个村庄按月组织
村民接种疫苗。这一活动是针对该地区的疫苗接种率极低而发起的：在
该非政府组织参与前，不到5%的儿童接受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规定的基本的接种服务。鉴于接种疫苗可以挽救生命（每年估
计有200万~300万人死于疫苗可预防的疾病），而且价格低廉（对于村
民来说是免费的），这似乎应该成为每位家长的优先选择。人们普遍认
为，接种率低一定是由于护士的过失而造成的。母亲们带着她们的孩子
长途跋涉到了卫生站，却找不到护士，难免心生厌烦。
2003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赛娃曼迪决定成立自己的医疗团队。
通过广泛的宣传，医疗活动每月定期准时举行，这一点也得到了我们的
数据证实。于是，接种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医疗团队所在的村
庄，平均77%的儿童都至少接受了一次接种。不过，完成整个疗程仍是
个问题。总体来说，在对照村庄里，接种率为6%；而在医疗团队的村
庄里，接种率却上升至17%。然而，即使私家免费的高质量接种服务在
自家门前就可以享受到，仍有4/5的儿童没有接受完整的接种。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即如果人们不去公立医院，或许
是因为他们对那里的服务（包括接种）并不感兴趣。为什么穷人对保健
的要求如此之高，却对预防性的服务（尤其是医学为之发明的那些便宜
有效的成果）置之不理？
免费意味着没用？
如果人们不利用廉价的预防手段来改善他们的健康，原因是否恰恰
在于这些手段是廉价的？
这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令人难以置信。单纯的经济理性表明，费用一
旦支付或“沉没”，将不会对使用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很多人常常表
示，经济理性把这一点搞错了。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心理沉没成
本”——人们更有可能会利用他们为之支付很多钱的东西。此外，人们
可能会根据价格来判断质量：恰恰是由于某物品是廉价的，人们便有可
能认为它没有价值。
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很重要。因为在健康领域，即使是研究自由市场
的经济学家，也一直是支持补贴的。因此，大多数廉价的成果都是低于
市场价的。其中的逻辑很简单：一顶蚊帐不仅可以保护睡在其中的一个
孩子，其他孩子也因此而不会被这个孩子传染上疟疾。一个护士治疗痢
疾时用口服补液，而不是用抗生素，就能防止抗药性的传播。一个孩子
因接种了疫苗而避免染上流行性腮腺炎，这也会使他/她的同学得到保
护。如果这些手段更廉价，可以保证更多人对其加以使用，那么每个人
都会从中受益。
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受到沉没成本的影响，这种补贴的手段会适得
其反——使用率将变得更低，因为价格太低了。在《白人的负担》一书
中，威廉·伊斯特利好像已经说明了这种情况。他举了这样一些例子，
比如人们将补贴的蚊帐当作婚纱。还有人提到马桶被用作花盆，甚至把
避孕套当作气球。
然而，目前有大量严谨的实验表明，人们不怎么使用那些免费得到
的东西的传闻有些言过其实了。有几项研究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并没
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回想科恩和迪帕的TAMTAM实验，结果表明，
在蚊帐很廉价或免费时，人们更有可能会将其买下。这些补贴的蚊帐实
际上是否会被利用？为了弄清楚这一点，在首次实验结束的几周之后，
TAMTAM派出检查人员，对曾以各种补贴价格购买蚊帐的人进行实地
家访。他们发现，60%~70%曾买过蚊帐的妇女确实都在使用。在另一
次实验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蚊帐的使用率上升至90%左右。此外，他
们还发现，花钱买下蚊帐的人与免费得到蚊帐的人，二者在蚊帐的使用
率上没有差别。在其他一些情况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即可以排除补
贴降低使用率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原因不是补贴，那会是什么呢？
信念？
阿比吉特成长在一个父母来自印度两端的家庭，他的母亲来自孟
买。在母亲的娘家，一种叫作“印度薄饼”的未发酵面包是餐桌上的必备
食物，这种面包是用小麦和小米做成的。阿比吉特的父亲来自孟加拉
邦，那里的人们每餐都要吃很多大米饭。在怎样处理发烧的问题上，这
两个地区的看法也截然不同。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为孟买）的每一位
母亲都知道，大米可以快速地退烧。然而，在孟加拉邦，发烧时大米是
禁用的：如果孟加拉邦人想说某人退烧了，那么他会说，“他今天能吃
大米了”。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曾令6岁的阿比吉特迷惑不解，于是他问
自己那位来自孟加拉邦的婶婶，婶婶告诉他这与信仰有关。
更通俗地说，信仰即信念与原理的组合，这显然是我们掌控健康系
统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知道，医生开的药可以治好身上的疹子，而不
是应该用水蛭，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什么呢？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谁
都没见过这样的一种随机测试，即一些肺炎患者会得到抗生素，另一些
拿到的却是水蛭。的确，我们甚至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测
试曾经存在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信念，即药物是经过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FDA）或其他类似机构认证的。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没有经
过某种测试，这种抗生素是不会出现在市场上的。然而，这种想法有时
是错误的，因为医学测试的操作是有财务奖励的。我们信任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对于这些研究可信度的确认，因此认为这种抗生素是安全有效的。

传道士的需求一直很大。毕竟，采用对抗疗法的医生其实也做不了什么
（至少在抗反转录病毒药物变得更廉价之前），那么何不试试传统医生
的草药和咒语呢？请他们来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至少病人能感觉到他们
做了什么。由于一些症状和随机感染都是循环往复的，人们便相信了
（至少在短期内）这种传统方式的效果。
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不仅存在于贫穷国家，对于那些穷国中的少
数富人及第一世界的公民来说，当碰到无从医治的疾病时，他们也会采
用这种方式。在美国，抑郁和背痛是人们缺乏理解、让他们身心俱疲的
两大症状。因此，美国人常常去看精神病医师、精神治疗者或瑜伽训练
班及按摩师。由于这两大病症都是反复无常的，因此患者会经历从希望
到失望的过程，每次他们都愿意相信（至少是暂时的）某种新药一定会
起作用。
与真正坚定的信念相比，基于方便与舒适的信念或许更加灵活。我
们在乌代布尔了解到，大多数去博帕的人都会去找“孟加拉医生”，还会
去公立医院，他们似乎不会停下来想一想这两种代表着截然不同且相互
矛盾的信念体系的区别。他们的确会谈到博帕病和医生病，但当一种疾
病很难治愈时，他们似乎不再认为这二者是有区别的，而是会二者兼
用。
赛娃曼迪发现，即使医疗团队每月运转良好，仍有4/5的儿童没有
接受完整的接种，于是该机构便考虑该怎样提高接种率。这时，赛娃曼
迪总会想到信念对于人们的意义。有些地方专家称，这一问题深深地植
根于人们的信念体系。他们指出，疫苗接种在传统的信念体系中没有地
位——在乌代布尔的农村及其他一些地区，传统的信念认为，儿童之所
以会死去是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看到了邪恶的眼睛。因此，在孩子出生
后的一年里，父母是不会把他们带到外面的。鉴于这一点，持怀疑态度
的专家们会说，如果不首先改变村民们的信念，要想劝服他们让自己的
孩子接种疫苗，那是极为困难的。
尽管这些观点十分有力，但当赛娃曼迪在乌代布尔建立医疗团队之
后，我们仍然成功地劝说了赛娃曼迪的首席执行官尼力玛·科顿做了这
样一个实验：向每次接种的人提供2磅达尔[2]，如果能够完成全部接
种，这个人还会得到一套不锈钢餐盘。起初，赛娃曼迪负责健康计划的
医生并不愿意做这个实验。一方面，贿赂人们去做该做的事似乎是不对
的，他们应该学会了解什么是对健康有益的。另一方面，我们所建议的
奖励似乎算不上什么：如果人们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接种，那么即使这样
做会带来巨大好处，他们也不会改变原来的想法。例如，如果他们相信
带自己的孩子外出会造成伤害，那么2磅达尔（购买力平价仅1.83美
元，还不到在工地干一天活儿所挣工资的一半）是劝诱不了他们的。我
们和赛娃曼迪的人很早就认识了，因此我们劝服了他们，这是一个值得
一试的小实验，于是他们成立了30个附带奖励的团队。结果，这些团队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团队所在村庄的疫苗接种率增长了7倍，上升至
38%。在6英里（10千米）之内所有临近的村庄，疫苗接种率也大大地
提升了。赛娃曼迪发现，赠送达尔其实反而降低了每次接种的成本，因
为通过提高疫苗接种率，带薪护士一直处于繁忙状态。
在我们所评估的活动中，赛娃曼迪的疫苗接种计划是令我们印象最
深刻的一个，而且可能也是挽救了最多生命的一个。因此，我们正与赛
娃曼迪及其他机构展开合作，致力于在其他地方重复这一实验。有意思
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些阻碍。有些医生指出，38%的人的疫苗接种率离
80%~90%的群体免疫要求还差得很远，高接种率会使整个社区的人得
到全面保护。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是，每个国家实现90%的基本接种
率，每个省市实现80%的接种率。对于医疗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来说，
如果不能使一个社区得到全面保护，它就没有理由向某些家庭提供补
贴，让他们做对自身有好处且应该做的事。能够实现全民接种固然很
好，但这种“所有还是没有”之争只具有表面意义而已：即使我自己的孩
子去接种，对于彻底消除这种疾病也没什么用处，但这样做不仅可以保
护我的孩子，还可以保护他周围的人。因此，通过提高全面接种率来对
抗一些基本疾病，即从6%提高至38%，仍然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最终，无论是主流政治左派还是右派，对于接种奖励的不信任都可
归结为一个信仰问题：不要贿赂别人去做你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对于
右派来说，这样做是一种浪费；而对于传统的左派（包括大部分公共卫
生群体及赛娃曼迪的良医）来说，这样做无论是对于奖品，还是得到奖
品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贬低。相反，我们应专注于劝服穷人，让他们了
解接种疫苗的好处。
我们认为，在思考接种及其他类似问题上，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
颇。原因有两个：第一，实验表明，至少在乌代布尔，穷人似乎是相信
一切的，但他们的很多信念并不坚定。他们不会因害怕邪恶的眼睛而拒
绝接受达尔，这就意味着，他们其实知道自己无法对疫苗的费用与好处
进行评估。当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时——举一个令人遗憾但很重
要的例子，比如说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人——他们并不容易贿
赂。因此，尽管穷人的某些信念很坚定，但如果认为这是一成不变的，
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右派和左派似乎都认为，行动都带有目的性：如果人们相信
接种的价值，他们就会让自己的孩子接种。这并非永远都是正确的，但
其中的含义十分深远。
新年新愿望
疫苗接种遇到的阻力并不是很大，这表现在，在没有达尔奖励团队
的村庄，77%的儿童都首次接受了疫苗接种：即使没有任何奖励，人们
一开始似乎也愿意进入接种流程。问题在于，怎样使他们完成整个流
程。这也正是全部接种率未超过38%的原因——奖励机制使人们来接种
的次数增多，但不足以使他们完成全部5次接种，而那份免费的不锈钢
餐盘似乎也不起作用了。
或许，这一问题的产生出于同一个原因：年复一年，我们都很难坚
持实行自己的新年新愿望（比如定期去健身馆），尽管我们知道健身会
使我们远离心脏病。心理学研究目前已可解释一系列的经济现象，表明
我们对当前与对未来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即所谓的“时间矛盾”概
念）。当前的我们是冲动的，很大程度上由感性与即时欲望支配：花一
点点时间（排队等着给自己的孩子接种）或放弃一点点舒适感（肌肉需
要被唤醒）都是我们当前需要经历的，较之在没有迫切感的情况下去想
这些事（比如，在吃完一顿圣诞节午餐之后，我们会因吃得太饱而放弃
马上运动的想法），当前的这种感觉更令人不愉快。当然，我们非常渴
望得到那些“小奖品”（糖果、香烟等）；但当我们为将来而计划时，那
种渴望的快感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倾向于推迟小额度的花费。那么，这就不是由今天的我们花
的，而是由明天的我们花的。关于这一概念，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
提到。贫穷的家长可能完全相信接种的好处——但这些好处只能在未来
的某个时刻实现，而费用却需要今天来支付。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等待
明天是合情合理的。遗憾的是，当明天成为今天，相同的逻辑便会重
现。同样，我们可能会推迟购买一床蚊帐或一瓶消毒剂，因为我们的钱
当前有更好的用途（比如说，有人在街上卖诱人的海螺馅饼）。这个道
理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点点花费使人们对采用挽救生命的方法犹豫不
决，为什么小小的奖励可以鼓励人们使用这种方法。2磅达尔之所以有
用，因为这是母亲今天就可以拿到的东西，可以抵消她为孩子接种疫苗
所付出的代价（花了几个小时带孩子抵达医疗团队所在地，接种有时会
引发低烧）。
如果这种解释没错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基本原理，用于
规范一些具体的预防性保健行为，或是提供超越传统争论的一些经济奖
励，使我们的社会有理由补偿或加强那些有利于他人的行为。罚款或奖
励可以促使人们采取某种行动，这是他们心中向往却总是在拖延的行
动。更通俗地讲，时间矛盾是一个有力的论据。要使人们尽可能轻松地
去做“正确的事”，或许应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去选择。理查德·泰勒和
卡斯·桑斯坦二人，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一位是该大学的法
律学者，在二人所著的畅销书《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
择》（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3]中，他们推荐了大量这方面的参考办法。其中一种重要
的概念就是“默认选项”：政府（或善意的非政府组织）应将他们认为有
利于大多数人的选择定位为默认选项，如果人们愿意的话，他们就会积
极地朝这个目标行动。当然，人们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但要为此而花
一点儿钱。结果，大多数人最终都会选择默认选项。小小的奖励（如接
种疫苗而赠送的达尔）也是点拨人们的另一种方式，这给了他们一个今
天就行动的理由，避免了他们无限期的拖延。
关键的挑战在于，设计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助推物品”。例如，
用消毒剂净化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你需要时刻记着这件事：首先需
要购买消毒剂，然后在任何人饮水之前，将适量的消毒剂滴入水中。由
此可见自来水的巨大好处——家里可直接饮用经过消毒的水，用不着我
们去想这件事。那么，在没有自来水的地方，我们怎样提醒人们为自家
的饮用水消毒呢？迈克尔·克雷默和他的同事想到了一个办法：提供一
种叫作“转一圈”的免费释氯器，安装在村庄的水井旁边，每个人都会在
这里取水，释氯器的把手每转一圈都会释放适量的氯元素。这使氯化水
的过程变得极为容易，很多人每次取水时都会往水中添加消毒剂。因
此，在所有随机对照实验证实的干预手段中，这是预防痢疾的一种最廉
价的方式。
不过，有一次我们并没这么幸运。当时我们与赛娃曼迪设计了一个
加铁面粉的计划，用以应对蔓延的贫血症。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我们设
置了一个内在的“默认选项”：一个家庭需要一次决定其是否参与。此
后，参与家庭所使用的面粉将永远是加铁面粉。然而，遗憾的是，磨坊
主（无论他们为多少面粉加铁，都只收取统一的费用）所提供的奖品是
以相反的“默认选项”为前提的：除非家庭提出要求，否则不给面粉加
铁。我们发现，这点小小的加铁费用，足以使大多数人灰心丧气。
助推还是说服？
在很多情况下，“时间矛盾”会阻碍我们将目的转化为行动。然而，
在接种的具体例子中，我们很难相信，如果人们不了解接种的好处，那
么“时间矛盾”本身就足以让他们无限期地延迟决定。对于那些一味拖延
给自己孩子接种疫苗的家长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欺骗自己。他
们不仅要决定下个月去医疗团队，还要确保自己下个月一定会去。我们
有些天真且过于自信地以为，自己有能力在未来做正确的事。然而，如
果父母们真的相信接种的好处，他们似乎不会一个月接一个月地欺骗自
己，假装自己真的会在下个月付诸行动，等到整整两年过去才发现为时
已晚。我们稍后会提到，穷人可以找到强迫自己省钱的方法，这需要具
备十分灵活的经济头脑。如果他们真的相信，接种疫苗就像世界卫生组
织所说的那样完美，他们可能就会想出方法，克服自身拖延的天性。更
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之所以会拖延接种，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接种的好
处。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有些家庭还是不确定自己是否应采纳一些建
议，这时助推或许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预防性保健就成为这种
政策的最佳候选：好处只能在未来兑现，而且无论如何都很难了解这些
好处到底是什么。幸运的是，助推可能有助于说服，并由此启动一个良
性的反馈循环。还记得赠送给贫穷肯尼亚家庭的蚊帐吗？我们曾就此事
争论过，第一床蚊帐使得到蚊帐的孩子多挣到一些钱，但这些钱不够他
再给自己的子女买蚊帐：即使蚊帐可以使一个孩子的收入增长15%，但
这只会将他们再买蚊帐的概率提高5%。然而，收入的多少并不是问题
的全部：一个家庭可能会注意到，在使用了蚊帐之后，孩子生病的次数
少了。此外，他们可能还会了解到，蚊帐使用起来很简单，睡在蚊帐中
也并非像他们起初想的那样不舒服。帕斯卡利娜·迪帕在一次实验中对
这一命题进行了验证：找到那些曾以很便宜的价格或免费得到蚊帐的家
庭，还有那些曾以全价买下蚊帐的家庭，再次向他们出售蚊帐，结果大
多数人都没买。迪帕发现，较之曾以全价买下第一床蚊帐的家庭，曾免
费或在大减价时获得蚊帐的家庭，更有可能会再买一床蚊帐（即使他们
已经有了一床蚊帐）。此外，迪帕还发现，那些免费得到蚊帐的人，他
们的朋友和邻居也更有可能会为自己买一床蚊帐。
我们的看法
穷人所陷入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缺乏信
息、信念不坚定、拖延。的确，我们并不贫穷，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
识广，但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我们的认识比我们想象中的
要少得多。
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我们
住在有自来水的房子里，不用想着每天早晨往水里加消毒剂。下水道自
行运转，我们甚至不知道是怎样运转的。我们大都相信医生会尽力为我
们服务，公立医院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让孩子接种疫苗（公立学校不接收未接种疫苗的孩子）。即使我们
出于某种原因没给孩子接种疫苗，他们可能也会安全无恙，因为其他所
有人都接种过了。如果我们去健身房，我们的保险公司会奖励我们，因
为他们担心没有奖励我们会不去。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多数
人都无须担心是否有下一顿饭吃。换句话说，我们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
的自控及决断能力，而穷人则需要不断运用这种能力。
我们应该认识到，谁也没有那么明智、耐心或博学到能够为自己的
健康做出正确的决定。同样，对于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来说，他们
周围充满了无形的助推力，而贫穷国家保健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让
穷人尽可能容易地获得预防性保健，并规范病人所能享受的医疗服务的
质量。鉴于人们对价格的高度敏感性，这些国家的政府应免费提供预防
性服务，或是奖励那些利用这种服务的家庭，使其尽量成为自然的“默
认选择”。免费的释氯器应放在水源旁边；给自己孩子接种疫苗的家长
应得到奖励；学校里的孩子们应得到免费的抗蠕虫药片和营养增补剂；
至少在人口密集地区，水利及卫生设施的公共投资应立即启动。
作为公共卫生投资，通过减少疾病与死亡、提高人们的收入，很多
这类补贴的价值都超出了其自身的成本——不再反复患病的孩子可以上
更长时间的学，因而可以在成年后挣更多的钱。不过，我们并不可以就
此认为，这一切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即使在预防性
措施十分廉价的情况下，如果关于其好处的信息不完善，再加上人们当
前的习惯，他们愿意为之付出多少努力、投入多少钱都会受到限制。而
如果那些措施不那么廉价的话，他们要面对的问题自然是钱。从治疗的
角度来看，这一挑战是双重的：既要确定人们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药
品，还要限制他们获取不需要的药品，从而防止药物依赖性的增长。在
发展中国家，由谁来开展实践并充当医生的角色，这似乎是大多数政府
都难以规范的。因此，要减少抗生素耐药性的蔓延及强效药的滥用，唯
一的方法或许就是，尽最大努力控制这类药品的销售。
这一切听上去都颇具家长式风气，不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事实的
确如此。对于生活在安全而干净的家中、躺在舒适沙发上的我们来说，
痛斥家长式作风的危害、告诉自己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是轻而易举的。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裕世界的人来说，我们目前不正是这种家长式作
风的永久受益者吗？我们深深扎根于这一体系而浑然不觉。这个体系不
仅可以将我们照顾得更好，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去思考生活中的其他问
题。然而，我们仍然有责任向人们传授公共卫生知识。我们确实欠每个
人（包括穷人）一个尽可能清晰的解释，告诉他们为什么接种疫苗如此
重要，为什么他们需要完成整个接种疗程。不过，我们应该真正认识
到，仅凭信息并不能取得成功。这就是事物本身的规律，对于穷人来说是如此，对于我们也是一样。

忽视成绩落后的孩子，家长也不再对孩子的教育感兴趣。然而，这种行
为会产生一个本来不存在的“贫穷陷阱”。如果他们放弃了，他们永远也
不会发现，这个孩子或许能取得好成绩。相反，那些认为自己的孩子能
取得好成绩的家庭，或是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辍学的家庭，一般都是精英
家庭，他们最终会证实自己“较高”的期望。阿布比特小时候的一位老师
回忆说，他上一年级的时候成绩较差，而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他学
得比全班同学都快，因而感到厌烦了。于是，阿比吉特被转到了二年
级，但很快他的学习成绩又落后了。老师甚至把他的作业本藏了起来，
怕成绩好的学生看到后会质疑他是怎么跳级的。如果阿比吉特的父母不
是学者而是工人，那么他肯定早就被送去接受救助性教育或是勒令退学
了。
孩子们在评估自己的能力时，也会运用这种逻辑。社会心理学家克
劳德·斯蒂尔展示了他所谓的美国“刻板印象威胁”的力量：那些未被告
知数学能力差的女士，在数学测试中的成绩会更好；非裔美国人如果一
开始就必须在试卷上填写自己的种族，那么他们的测试成绩则会更差。
继斯蒂尔的研究之后，来自印度北方邦的两位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让他
们自己的低阶层孩子与高阶层孩子竞赛猜谜。他们发现，只要阶层不被
突显出来，低阶层孩子与高阶层孩子做得一样好，而一旦低阶层孩子得
到提醒，意识到他们正在与高阶层孩子竞争（方法很简单，即在比赛之
前问他们的全名），他们的表现就会差一些。作者称，部分原因可能
是，他们担心比赛组织者的评判会有失公平，但也可能是这种“刻板印
象威胁”的一种内化体现。如果一个孩子听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觉得
学习的内容很难，那么他可能会责怪自己，而不是老师，最终可能认为
自己不是块学习的料，他会彻底放弃学习，在上课时做白日梦，就像珊
塔玛的孩子一样拒绝去上学。
学校为什么会失败？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课程与教学针对的都是精英，而不是一般学
生。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额外的投入改善学校的功能，但这种
努力往往都是徒劳的。20世纪90年代初，迈克尔·克雷默试图在发展中
国家寻找一个简单的测试案例，旨在对该国的政策干预进行一次初度随
机评估。在第一次尝试中，他想找到一个没有争议的案例，这样，干预
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课本似乎是完美的选择：肯尼亚西部的学校（开
展这项研究的地方）几乎没有课本，因此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课本
是最重要的投资。研究人员从100所学校中随机挑选了25所，并将课本
（官方指定的课本）发放到这些学校中。令人失望的是，收到课本的学
生与没收到课本的学生，二者的平均测试分数并无多大差别。然而，克
雷默及其同事发现，在收到课本的学校里，一开始成绩很好的孩子（研
究开始之前测试分数接近最高分的学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问题的本
质显现了。肯尼亚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课本也自然是英文课本。然而，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英语只是他们的第三语言（排在当地方言及肯尼
亚斯瓦希里语之后），他们的英语说得很差。因此，对于大多数学生来
说，英文课本的用处并不大。在很多地方，各种形式的此类实验相继展
开（从发放活动挂图到提高教师比例）。但是，在教学方法或鼓励机制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新的投入收效甚微。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私立学校在普通学生教育方面表现一般
——他们的重点在于，为某种艰难的公共考试培养最优秀的孩子，因为
那是通往更大成功的踏脚石。这种考试需要有超前的学习能力以及全面
的教学大纲。然而，大多数学生的学习都跟不上，这一现实虽然令人遗
憾，却是不可避免的。阿比吉特在加尔各答所上的学校实行一种较为开
放的政策，即每年开除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因此到了毕业考试的时
候，该班便可以实现一个完美的通过率。肯尼亚的小学也采取同样的策
略，至少从六年级起是这样的。因为家长们也支持这种政策，他们没理
由向学校施压，去改变这种行为。家长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都希望学
校向孩子们提供他们心目中的那种“精英式”教育——不过，他们根本无
法实际检验这种教育，更不去想他们的孩子能否真正从中受益。例如，
英语教学特别受南亚父母们的欢迎，但对于不会说英语的家长们来说，
他们无法得知教师是否在用英语教学。同样，家长们对夏令营和夜校也
几乎不感兴趣——对于那些没有“中签”的孩子们来说，这又有什么意义
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为什么布拉翰的暑期补习班会提高学生的成绩。
公立学校教师似乎懂得怎样去教成绩较差的孩子，他们甚至愿意在暑假
期间为此投入努力，但在常规的学年期间，这并不是他们的工作内容
——他们一般是这样认为的。近期，同样是在比哈尔邦，我们对布拉翰
的一项鼓励计划进行了评估。培训教师利用他们的材料，培训志愿者做
教师助理，从而将救助性教育计划全面应用到公立学校中。在那些教师
与志愿者都接受了培训的（随机选择的）学校中，效果非常明显，与我
们之前看到的布拉翰实验结果一样成功。然而，在只有教师接受了培训
的学校里，结果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那些在夏令营中表现较好的
教师们，在此次计划中却表现平平：官方的教学方法以及过于注重教学
大纲带来了很多限制，这似乎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对此，我们不应
将全部责任都推到教师身上。根据印度新的《教育权利法案》，完成规
定课程是法律中所要求的。
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看，这种思想及行为体系意味着，大多数学
校体系都有失公平，还很浪费资源。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仅可以去教学质
量更高的学校，还可以在学校里享受很好的待遇，从而使他们的潜力得
到真正的挖掘。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去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这样的学校
一开始就会表明，除非这些孩子表现出某种超凡的天赋，否则他们就会
被开除，而实际上孩子们只能默默忍受，直至退学。
这就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在那些中途退学及从没上过学的人
中，很多（或许大多数）都是某种错误评估的受害者：家长们放弃得过
早，教师们从没真正教过他们，或是学生们缺乏自信。其中一些人完全
具备成为经济学教授或工业巨头的潜质，但最后他们却成了劳工或是小
店主；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可能会成为某公司的初级职员。他们的真正
位置多半已被一些平庸的孩子所占据，因为那些孩子的父母有能力用钱
为其赚取每一个成功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一些伟大科学家的故事，从爱因斯坦到印度的数学天才
拉马努金，他们二位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却都非常有名气。
而拉曼公司的故事则表明，这种经历或许并非只限于少数的优秀人士。
20世纪70年代末，一位名叫拉曼的泰米尔工程师在迈索尔创立了拉曼公
司。该公司制造工业用纸制品，例如电力变压器所用的纸板等。一天，
拉曼在工厂门口发现了一个名叫兰加瓦米的年轻人，他是来求职的。这
个年轻人说自己来自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庭，有一定的工程教育背景，但
他只有一张资格证书，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学学位。由于他坚持说自己的
工作能力很强，拉曼对他进行了一次快速智力测验。测试结果令拉曼印
象深刻，于是他决定将这个年轻人留下来，以协助自己解决问题。一开
始他还需要拉曼的指导，后来逐渐开始独立完成任务，并能想出很有创
意的解决方案。拉曼的公司最终由瑞典的跨国公司巨头ABB（艾波比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目前是ABB全球（包括在瑞典的）众多分公司中
效率最高的。兰加瓦米虽然没有工程学位，却成为工程领域的带头人。
他的同事克里斯那查理也是被拉曼发现的——他以前是个木匠，几乎没
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而他目前是该公司一个主要部门的经理。
阿伦是拉曼的儿子，他在公司被收购前曾接管公司一段时间，目前
他与在拉曼公司时的几个手下共同经营着一个小型研发公司。他的核心
研究小组共有4人，其中有两人连中学都没有读完，其他两人也不具备
工程师的资质。阿伦说，他们都非常聪明，但刚开始时，他们没有信心
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怎么能了解他们的想法
呢？正因为公司的规模较小，需要完成很多研发工作，他们才被发现。
即便如此，要发掘他们的能力，还需要通过大量耐心的工作及不断的鼓
励。
这一模式显然并不容易复制。问题是，人才的发掘不存在捷径，除
非有人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教育体系应该做的事情——给予人们
足够的机会展示自己的长处。然而，拉曼公司并非唯一一个认为自己有
很多人才仍未被发现的公司。印孚瑟斯公司是印度的IT巨头之一，已建
立了自己的测试中心，应聘者（包括那些没有正式资质的人）可以走进
中心，接受一次智力及分析能力（而不是课本）测试。测试成绩优秀的
人可以成为实习生，优秀的实习生便可以得到一份工作。对于没接受过
正规教育的人来说，这一可选方案为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在全球经济
衰退时期，印孚瑟斯公司关闭了其测试中心，这在当时的印度是头版新
闻。
不现实的目标、不必要的悲观预期，以及不恰当的教师鼓励机制，
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没能完成自身的两大任务——给予每个人一
套健全的基本技能及发掘人才。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提供高质量的
教育变得越来越艰难。纵观全世界，各国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极大的压
力。入学率比资源增长得更快，而随着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全球对于有
教学经验者的需求也有所增加。现在，这些人都去当程序员、计算机系
统管理员及银行家了。因此，找到中级以上的优秀教师将成为一个很大
的难题。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还是说这个问题太难办了？
教育重建
一个千真万确的好消息是，我们现有的一切证据都有力地表明，确
保每个孩子都能在学校里学好基本知识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很容易实
现，但前提是人们能够专注于此。
以色列一个著名的社会实验表明，很多学校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1991年，15 000名贫穷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及其子女，在一天之内离开
了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疏散到以色列各地。这些犹太孩
子的父母们平均都上过一两年学，他们的孩子与其他以色列孩子一起上
小学。还有一组家庭的孩子既有来自俄罗斯的定居者，也有刚从那里移
民而来的，他们的父母平均上过11.5年学。两组孩子的家庭背景差别极
大。几年之后，当1991年入学的孩子即将中学毕业时，两组人的差别缩
小了很多。一直上到了十二年级的埃塞俄比亚孩子占总数的65%，而从
俄罗斯移民而来的孩子的这一比例稍高，为74%。结果显示，即使是家
庭背景及早期生活条件稍差的孩子，也可以通过教育来提升自己，至少
在符合条件的以色列学校中是这样的。
一些成功的实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如何创造这种条件的启发。
第一个因素就是，关注基本技能并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只要每个孩子及
其老师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就能掌握这些技能。这不仅是布拉翰计划
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态度，与美国特许学校“不要找借口”的意味
类似。这些学校包括“知识就是力量（KIPP）”计划学校、哈莱姆儿童地
带等，主要面向贫穷家庭的孩子（尤其是黑人孩子），其课程侧重于基
本技能的牢固掌握，以及不断测量孩子的认知水平，因为如果没有这样
的判断，他们就不可能对孩子们的进步进行评估。
通过对奖励入学赢家与输家的对比研究后，我们发现，这些学校的
办学效率很高。对波士顿特许学校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将特许学校的
规模扩大4倍，同时保持现有的学生人数不变，可将全市黑人与白人孩
子在数学测试分数上的差距缩减40%。这种机制正是我们在布拉翰计划
中看到的：在一般学校体系中迷失的孩子（在进入特许学校之后，他们
的考试分数落后于其他孩子）又得到了一次机会，很多人都抓住了这次
机会。
还有一项关于布拉翰计划的研究表明，培养一位合格的救助性教师
相对容易，至少就低年级教学来说是这样的。这无疑是个好消息。能够
成为这类老师的志愿者一般都是大学生，或是经过10天教学培训的人。
此外，他们的教学内容并不仅限于阅读及基础数学的教学。比哈尔邦的
这一计划安排志愿者们走进教室，教那些在学习时能充分发挥自己阅读
能力的孩子，布拉翰将其称为“阅读式学习”，也就是更基础的“学会阅
读”的续篇，其效果十分显著。特许学校主要聘用充满活力的年轻老
师，他们对中小学孩子的学习帮助很大。
而且，通过对课程及学生进行分组，让孩子们以适合自己的进度学
习，确保落后的学生专注于基本知识，这样做可以实现巨大的收益。追
踪学生学习进度的目的也在于此。在肯尼亚，前面提到的一项研究将一
个班的学生分成两组，并对两种不同的实验模式进行比较。在第一种模
式中，孩子们被随机分到一个教室里，而在另一种模式中，他们则被以
知识水平的高低进行分组。此时，教师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要，
每一知识水平的孩子都会取得进步。而且，这种效果是持久的：到三年
级期末时，在一年级和二年级时被追踪的学生，其学习成绩一直领先于
未被追踪的学生。或者，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因材施教的方法。其
中一种可能性就是，将年级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具灵活性。如果一个孩子
根据年龄应该上五年级，但他需要完成二年级的某些课程，那么他就可
以先上二年级而不会觉得难为情。
一般来说，要改变一个人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
情。马达加斯加的一项计划告诉家长们，让家庭背景与他们相似的孩子
多上一年学，其家庭的平均收入就会提升，孩子的成绩也会受到很大的
积极影响。有些家长发现自己低估了教育的好处，教育为其带来的收益
可达到原来的两倍。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项早期研究中，高中生也取
得了类似的成果。由于教师向家长传递信息是完全免费的，目前在所有
经过评估的干预方法中，这是已知的提高考试分数的最廉价的方式。
尽量设定一些更为直接的目标，对于教师及学生来说都未尝不是个
好办法。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不会太过专注于难以定性的多年以后的成
果。肯尼亚的一项计划提供购买力平价20美元的年度奖学金，获得者是
在一次考试中得分排名前15%的女孩。该计划不仅使女孩们更努力地学
习，还促使教师更努力地工作（帮助女孩）。这意味着，男孩们即使没
有奖学金，也会更努力地学习。在美国，对实现长期目标（如得高分）
的孩子给予奖励并没有效果，但对他们增加阅读量给予奖励却被证实非
常有效。
在当今世界，好老师很难找到，信息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使用成
本也越来越低，因此，更多地采取这种方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然而，
教育部门对于在教学中使用技术的观点并不十分积极。但这种经验主要
是基于富裕国家的，它们的计算机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另一个选择，
即找一位受过良好教育、充满活力的教师取而代之。正如我们看到的那
样，这在贫穷国家并不容易做到。实际上，这种方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应
用效果虽然不明显，但仍透出了其积极的一面。2000年年初，在印度巴
罗达的一所公立学校，我们与布拉翰联手对该校的一项计算机辅助学习
计划进行了评估。这项计划很简单，几组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按要求在
计算机上玩游戏。游戏的主要内容就是解决逐渐难算的数学题，如果学
生成功地算出每道题，他们就有机会射击外太空的垃圾（这一游戏很有
挑战性）。尽管学生们一周只能玩两个小时的游戏，但这一计划对于提
高其数学成绩起了不小的作用，效果相当于多年来各领域尝试过的最成
功的教学干预法。总的来看，事实确实如此——最优秀的孩子做得更好
了，成绩最差的孩子也取得了进步。这明显展现出了计算机作为一种学
习工具的好处：每个孩子都能根据这一计划调整自身的学习节奏。
降低家长们的期望、注重核心能力的开发、使用技术辅助或在必要
时利用教师代替的教学方式，与某些教育专家的观点是相悖的。他们的
反应或许可以理解——我们似乎是在建议一种双重教育体系。这一体系
一方面是为富人的孩子设置的，他们无疑会在昂贵的私立学校里接受最
高标准的教育；另一方面是为余下的孩子设置的。对此的反对意见并非
毫无根据，但遗憾的是，这种差别已经存在。不同之处就在于，目前的
体系似乎根本没为大部分孩子提供任何机会。如果课程得到彻底的简
化，教师的职责被严格限定为让每个人都掌握一些知识，孩子们也可以
根据自己的进度学习，在必要的时候重复学习，那么大多数孩子都能在
上学的几年间学到点儿东西。此外，有天赋的孩子还有可能会在这一过
程中发现自己的才能。不过，要想与那些上精英学校的孩子取得同样的
成绩，他们的确还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但如果他们学会相信自己，他
们就可能抓住一次机会，当这一体系愿意帮助他们实现其目标时尤为如
此。要想建立一个能够向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的学校体系，首要的一步或
许就是，认识到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其现有的学生，而不是他们可能想要的学生。

第五章
帕克·苏达诺的大家庭
贾伊·甘地是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小儿子，也是她的法定继承
人。不幸的是，桑贾伊1981年死于一场坠机事故。他认为，人口控
制是印度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所谓的非常时期（1975年年中—
1977年年初），人口控制成为桑贾伊多次公开露面所探讨的一个主题。
在这一时期，民主政权瓦解，桑贾伊虽然没有任何官职，却公开地活跃
于政治领域。“‘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得到‘最高的重视’，”他在一次简短
的讲话中说道，“如果人口继续以现有速度增长，那么我们的一切工
业、经济及农业发展都将毫无意义。”
印度的计划生育具有悠久的历史，该政策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
1971年，喀拉拉邦推出流动节育服务，这种“节育阵营”法成为桑贾伊·
甘地制订非常时期计划的基石。尽管在他之前的大多数政客都认识到，
人口控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桑贾伊·甘地无论是在热情度上，还是
能力（及意愿）上，都将这一问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实行他
所选择的政策扫清了很多障碍。1976年4月，印度内阁通过了一项正式
的国家人口政策声明，要求采取大量措施鼓励计划生育，其中非常显著
的一个措施就是，对于同意做节育的人给予丰厚的经济奖励，如多付一
个月的工资或优先进入福利分房名单。更可怕的是，政府居然授权每个
城邦制定强制节育法（对象为子女超过两个的人）。尽管只有一个城邦
提议制定这项法律（但未通过），但各个城邦都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外界
压力，纷纷列出节育名额并努力加以实现。除了三个城邦之外，其他所
有城邦都“自愿”选择了比中央政府设定的更高的目标，即在1976—1977
年之间，力争实现860万次节育。
一旦提出来，这一目标便不能被忽视。北方邦政府给其主要手下发
电报称，“通知每个人，如果不能实现月度目标，他们不仅会被停发工
资，还会被停职，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立即通知整个机构，继续通过无
线电每日向我及部长秘书报告执行进度”。直至乡村级别的每位政府职
员（包括铁路稽查员及学校教师）都要了解当地的目标。教师会对学生
家长进行走访，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同意做节育，他们的孩子以后
就有可能不被学校录取。有些人乘火车不买票——这是当时穷人的普遍
做法——除非他们选择节育，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毋庸置疑，这
种压力有时还会蔓延至其他领域。尤他瓦是首都德里附近的一个穆斯林
村落，一天晚上，该村所有男村民都被警察召集到一起，警察假装送他
们到警察局接受罚款，实际上是送他们去做节育。
这一政策似乎已经实现了其短期目标，不过这种激励政策可能会导
致实际节育数量的误报。1976—1977年间，报告称825万人做了节育，
而其中650万人都显示是在1976年7~12月做的。到1976年年底，21%的
印度夫妇都做了节育。不过，该计划不可避免地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激
起了广泛的民愤。1977年，印度最终举行了选举，辩论的一个主题就是
关于节育政策的讨论，其口号最具纪念意义——Indira hatao，indiri
bachao（大意是“节制性欲，远离印度”）。人们普遍认为，英迪拉·甘地
之所以会在1977年的大选中失败，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一计划使其失了民
心。因此，新政府立即推翻了这一政策。
这一举措包含着一种历史学家所喜欢的讽刺意义，即从长远角度来
看，桑贾伊·甘地反而促进了印度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一点不难理解。
由于非常时期的大肆宣扬，计划生育政策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阴影，并
且长期存在——有些城邦（如拉贾斯坦邦）仍然本着自愿的原则推广节
育政策，但除了当地的卫生机构，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兴趣。然而，对于
国家动机的普遍怀疑，似乎也成了非常时期最顽固的“残留物”。例如，
人们仍然常常听说，贫民窟及村里的人拒绝注射小儿麻痹症滴剂，因为
他们认为这是给孩子做节育的一种秘密手段。
这一特别情况及中国所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都是加强人口控制措
施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其实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人口政
策。1994年《科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称，人口理事会（The
Population Council）的约翰·邦加茨预计，到1990年，第三世界85%的人
口所生活的国家中，其政府都会明确表示人口过多，需要通过实行计划
生育政策予以控制。
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担心人口增长问题，这方面的确存在着很多原
因。杰弗里·萨克斯在其《共同财富》（Common Wealth）一书中谈到了
这些原因，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增长对环境的潜在影响。人
口增长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导致全球变暖。在世界上的某些地
区，饮用水逐渐减少，部分原因也在于人口的增长。同时，人口增长还
意味着对粮食的需求加大，因此需要更多的水用于灌溉（70%的淡水可
用于灌溉）。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1/5的人口生活在淡水稀缺的
地区。这是极其严峻的问题，但那些想多要几个孩子的家庭却并不把这
当回事，或许这就是政府出台某种人口政策的原因。问题在于，要想制
定一种合理的人口政策，我们需要搞清楚为什么有些人会生那么多孩
子：他们自己不能控制生育吗（如采取避孕措施），还是他们不想节
育？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什么？
人口多的家庭错在哪里？
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较慢。例如，埃塞俄比亚妇女的总生育率
[1]为每个妇女生6.12个孩子，其贫穷程度是美国的51倍，而美国的总生
育率仅为2.05。
这种有力的联系使很多人（包括那些学者及政策制定者）相信，托
马斯·马尔萨斯18世纪所提出的那个古老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国家
拥有多少资源基本上是固定的（他擅长以土地为例），因此人口增长一
定会使国家变得更穷。根据这一逻辑，黑死病在1348—1377年间导致了
英国一半人口的死亡就成就了随后的高薪时期。近期，也就是艾滋病泛
滥非洲的时期，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阿尔文·扬重申了这一观点。
他在一篇题为《死者的礼物》（The Gift of the Dying）的文章中称，非
洲未来的几代人将受益于因这种传染病而导致的生育率降低。这一生育
率的降低既有直接原因，即人们不愿进行未受保护的性生活，也有间接
原因，即劳动力的减少使更多女性选择工作，而不是生孩子。扬估算，
在未来几十年，南非人口的减少足以抵消很多艾滋孤儿缺乏适当教育所
带来的影响。由于艾滋病毒的直接影响，南非的富裕程度将增加5.6%。
他通过观察进行了总结，这无疑是为了他那些过分挑剔的读者，“人们
不能无休止地哀叹发展中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的灾难，又总结说人口不
增长同样是一场经济灾难”。
扬的文章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艾滋病毒是
否真的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细致的后续研究否定了这一观点。然而，
人们大多愿意接受扬的另一观点——降低生育率可以使每个人变得更富
有。
不过，这一观点并非如听上去那么明确。毕竟，与马尔萨斯最初提
出其论题时相比，今天地球上的人口已增长了很多倍，而且我们大多数
人也比马尔萨斯时代的人更富有。马尔萨斯的理论中并没有涉及技术进
步这一因素，但它确实帮助人们发掘了很多潜在资源。在人口增加的情
况下，更多的人会寻求新的想法，因而技术突破或许更容易实现。的
确，在人类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人口更多的地区或国家往往发展得比其
他地区快。
因此，仅靠理论不太可能解决问题。当今生育率较高的国家更穷这
个事实并不完全因为生育率高。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生育率高恰恰是由
贫穷引起的，或是有第三个原因导致了高生育率及贫穷。经济迅速增长
的时期常常伴随着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如20世纪60年代的朝鲜和巴
西），即使这一“事实”并不是绝对的。难道很多家庭在经济快速增长时
就开始少生孩子，还是由于他们没时间照顾那么多孩子？或者生育率的
降低让他们节省了一部分资源用于其他投资？
同样，如果想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就要转换视角，先将大问题放在
一边，专注于穷人的生活与选择。首先，我们看看家庭内部的情况：大
家庭更穷的原因是其人口太多？他们对于子女教育及健康的投资能力较
低？
桑贾伊·甘地的一个著名口号就是，“一个小家庭才是一个快乐的家
庭”。通常，这句口号后面还附上了一张卡通图片，上面画着一对笑呵
呵的夫妇带着两个胖嘟嘟的小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印度，这是极
为常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对此有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论
断。贝克称，每个家庭都面临着一种所谓的“质与量的取舍”，也就是
说，一旦有了更多的孩子，每个孩子的“质”就会降低，因为父母为每个
孩子投入的食物及教育资源就会更少。当父母相信（无论是对是错）为
最有“天赋”的那个孩子投入更多是值得的时候，情况尤为如此。我们已
经谈到，这正是S形曲线所反映的情况。这样一来，很多孩子最终会失
去决定其命运的机会。如果生在大家庭的孩子接受适当的教育、营养及
医疗的概率较小（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力资本投入”），如果贫穷家庭更
有可能成为大家庭（比如说他们无力承担节育费用），这就产生了一种
跨代传递贫穷的机制，即贫穷父母会生育更多的贫穷子女。这种“贫穷
陷阱”或许能为某种人口政策提供根据，即杰弗里·萨克斯在《共同财
富》一书中提出的论点。但这是真的吗？生长在较大家庭的孩子具有明
显的劣势？在我们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发现，生于大家庭的
孩子一般接受的教育较少，但不一定各地都一样——印尼农村、科特迪
瓦及加纳就是例外。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并不存在这样的假
设，即由于一些孩子的兄弟姐妹很多，所以他们注定要贫穷，并且受的
教育较少。原因也可能是，有些贫穷家庭不仅孩子较多，对教育也并不
十分重视。
要想验证贝克的理论并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家庭人口的增加是否
会导致孩子人力资本投入的减少，研究人员尝试研究一些实例。在这些
实例中，人口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控制。研究结果令人惊讶：
在这些案例中，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生在较小家庭的孩
子接受了更多的教育。
鉴于全球大多数穷人不使用增育的方法，家庭之所以会意外地生下
更多孩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了双胞胎。例如，一个家庭计划生育两
个孩子，但产妇在第二次生产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这样第一个孩子就
比预期多了一个弟弟或妹妹。性别构成是另一个原因。很多家庭常常想
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这就意味着，与已经有了一双儿女的家庭相
比，如果一对夫妇两次生育的孩子属于同一性别，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计
划再要一个孩子。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她有了一个妹妹，那么与有一
个弟弟的女孩相比，前者更可能会有两个或更多弟弟妹妹，因为在子女
性别选择技术发明之前，生男生女是没法预测的。以色列一项专门调查
家庭大小变化原因的研究表明，大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并无不利影响，
即使对于以色列的阿拉伯穷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不免有些令人出乎意
料。
南希·钱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调查，她发现了一个更
具争议性的结果：在某些地区，这一政策较为宽松，允许第一个孩子为
女孩的家庭再生一胎。南希发现，由于实行了这一政策，那些多了一个
兄弟姐妹的女孩与独生子女相比，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这显然有违贝克
的理论。
另一项证据来自孟加拉国的蒙塔拉伯。这一地区实施了一项全世界
最具影响力的计划，内容与自愿计划生育有关。1977年，141个实验村
中有一半村子被选中接受一项集中计划生育服务计划，即计划生育及母
婴保健计划（FPMCH）。每隔两周，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会前往已婚
育龄妇女的家中，提供计划生育上门服务，但前提是这些妇女愿意接待
她。此外，护士还会提供产前保健及疫苗接种服务。这一计划大大减少
了出生人口数，或许这并不令人惊讶。到1996年，与未实行这一计划的
地区相比，实施这一计划的地区30~55岁的妇女平均少生了1.2个孩子。
这一计划还导致婴儿死亡率减少了1/4。由于该计划的直接干预，儿童
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因此儿童存活率的提高便与生育率无太大的关联
了。不过，尽管生育率有所下降，但由于儿童健康的投资加大，到1996
年时，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其身高、体重、入学率或上学年限都没有
发生明显变化。同样，质–量关系似乎没能发挥作用。
当然，这三项研究或许并不能成为定论，我们还需要展开更多的研
究。但就目前来说，我们对于有关证据的解读不同于萨克斯《共同财
富》中的论点，即尚无有力证据表明，更大的家庭对孩子不利。就这点
而论，我们很难证实，全套的计划生育措施可以避免儿童生长在大家
庭。
然而，大家庭对孩子无不利影响，这似乎也有些违背常理：如果同
样的资源要由更多人来分享，最终有些人就会得到更少。如果孩子没受
委屈，究竟是谁吃亏了呢？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母亲。
哥伦比亚的Profamilia生育计划项目表明，这个问题的确令人担
心。该项目由年轻的产科医生费尔南多·塔马约于1965年创立，是几十
年来哥伦比亚的主要避孕措施提供单位，也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计划
生育项目之一。到1986年，53%的哥伦比亚育龄妇女使用的避孕工具，
主要是通过Profamilia获得的。在青春期就通过该计划了解计划生育的
女性，其上学的时间更长，而且在正式部门工作的概率更大。
与此类似，受益于蒙塔拉伯计划的孟加拉妇女在身高和体重上均优
于对照组，她们赚的钱也更多。避孕措施使妇女对自身育期有了更大控
制权——她们所能决定的不仅是可以生几个孩子，还有什么时候生。而
且，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过早怀孕对于母体健康非常不利。此外，过早
怀孕或结婚常常会导致辍学。然而，将计划生育定位为保护母亲的社会
愿望衍生了很多问题：如果妇女不介意在错误的时间怀孕，这一切又怎
么会发生呢？更为普遍的是，家庭怎样做出节育的决定？妇女在这类决定上有多大控制权？

穷人在生育决定上有控制权吗？
穷人或许无力控制自己的生育，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可能接触不到
一些现代的避孕措施。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的官方报告，通过
满足现代避孕“未满足的需求”，能将每年的意外怀孕次数从7 500万次减
少至2 200万次，每年可减少27%的产妇死亡率。与更加富有及受过教育
的妇女相比，贫穷及未受过教育的妇女使用避孕措施的概率更小。此
外，近10年来，贫穷妇女对于现代避孕措施的使用率并没有提高。
然而，使用率低并不一定意味着缺乏获取渠道。在计划生育领域，
我们也看到了活跃于教育领域的那种供需之战。而且，或许并不令人惊
讶的是，供应达人与需求达人常常是同一组人。供应达人（如杰弗里·
萨克斯）强调获取避孕措施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使用现代避孕措施的
人生育率要低得多；需求达人反驳说，这一关联只能反映出这样一个事
实，即想降低生育率的人大多能找到正确的避孕法，无须外界的帮助，
因而仅仅拓宽获取避孕措施的渠道并无多大用处。
为了确认哪种说法更接近于事实，唐娜·吉本斯、马克·皮特及马克·
罗森茨魏希不辞辛苦，找出了印尼几千个地区在1976、1980及1986年的
计划生育诊所数量，并将这方面的数据与乡村级生育调查数据进行对
比。结果他们发现，诊所较多的地区生育率较低。然而，他们还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率的降低与诊所数量的增加并无关联。他们进而
认为，计划生育设施会在人们需要的地方提供，但这些设施对于生育率
的变化并没有直接影响。在这一局中，需求达人得1分；供应达人得0
分。
蒙塔拉伯计划一直是供应达人的代表作。他们声称，提供避孕措施
可以发挥作用，至少这是一个仍须讨论的证据。我们看到，1996年，实
验区的30~55岁妇女比对照区妇女平均少生1.2个孩子。但蒙塔拉伯计划
所做的不仅仅是提供避孕措施，其中一个主要环节就是，一位女性保健
工作者每隔两周为足不出户的妇女提供上门服务，打破了对某些地区避
孕问题讨论的禁忌。（因此，这一计划的花销很大——当时世界银行的
一位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估计，与典型的亚洲计划生育项目相比，
蒙塔拉伯计划为每位育龄妇女每年提供的花费要比原来花费多出35
倍。）因此，该计划直接改变了理想的家庭子女数量，而不是给他们提
供某些可以控制生育的工具，这似乎是合理的。此外，自1991年起，该
计划实施区域的生育率不再下降，与未实施计划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开始
缩小。1998年，也就是我们记录数据的最后一年，计划实施地区的生育
率为3.0%，对照区为3.6%，而孟加拉国其他地区则为3.3%。蒙塔拉伯
计划或许只是增强了节育的趋势，该国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
因此，双方在这一局最多也就打了个平手。
关于哥伦比亚Profamilia计划的研究也认为，该计划对于总生育率
几乎没有任何影响。Profamilia计划使妇女一生仅仅少生约0.05个孩子，
低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总生育率降低的10%。在这一局中，需求达人得
2分；供应达人得0分。
因此，这一数据似乎公平地将胜利送到需求达人的手中：避孕渠道
或许可以向人们提供比现有选择更方便的节育方式，让他们感到满意，
但这似乎并不能降低生育率。
性、校服与大款
然而，扩大避孕渠道的好处在于，帮助青少年推迟怀孕期。
Profamilia计划在哥伦比亚做到了这一点，它帮助妇女找到了更好的工
作。遗憾的是，在很多国家，青少年被禁止获取计划生育服务，除非他
们的父母提供正式许可。青少年的避孕需求最有可能得不到满足，主要
是因为，很多国家不承认青少年性行为的合法性，或者认为青少年控制
能力不强，不能正确使用避孕措施。结果，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及拉丁美洲，青少年的怀孕率极高。世界卫生组
织称，科特迪瓦、刚果及赞比亚的青少年怀孕率超过10%，而在墨西
哥、巴拿马、玻利维亚及危地马拉，青春期女性的生育率在8.2%~9.2%
之间（美国是发达国家中青少年怀孕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100名青春
期女性的生育率为4.5%）。此外，在这一问题及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
病毒）的问题上，我们所付出的那点努力似乎并没切中要害。
埃斯特在肯尼亚发现了一个明确的例子，证明了这种错失良机的后
果。在帕斯卡利娜·迪帕和迈克尔·克雷默的协助下，她对一些女学生进
行了追踪调查，这些女学生的年龄在12~14岁之间，没怀过孕。通过对
她们进行一年、三年及五年的调查，她们的平均怀孕率分别为5%、14%
及30%。青少年怀孕不仅本身令人不快，还标志着危险的性行为。在肯
尼亚，这意味着怀孕者更容易染上艾滋病毒。肯尼亚解决这一问题的官
方策略，也是民众团体、各类教堂及国际组织与政府协商的一种微妙权
衡的行为，即强调禁欲是唯一安全的解决办法。其策略为：禁欲
（Abstain）、忠贞（Befaithful）、使用避孕套（Condom）……否则你
就会死去（Die）（简称“ABCD”策略）。在学校，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是
避免婚前性行为，对于避孕套则不会加以讨论。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鼓
励这一做法，并将预防艾滋病的经费专门用于禁欲计划。
这一策略认为，青少年的责任心不强、不够理性，无法权衡性行为
及使用避孕套的代价及好处。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不接触性（或至少
避免婚前性行为）则是保护他们的唯一方法。然而，埃斯特、帕斯卡利
娜·迪帕和迈克尔·克雷默在肯尼亚开展的几个同期实验表明，事实恰恰
相反，在选择性行为对象及性行为条件上，青少年往往会表现得十分谨
慎。
在第一项研究中，为了对“ABCD”策略进行评估，研究人员随机选
择了170所学校，安排教师接受关于“ABCD”课程教学的培训。结果并未
出乎意料，这一培训增加了学校关于艾滋病教育的时间，但所报告的关
于艾滋病性行为及认识并没有变化。此外，通过在干预实施后对他们进
行一年、三年及五年的跟踪调查，无论是在教师接受了培训的学校中，
还是在教师未接受培训的学校中，青少年的怀孕率都是相同的，这表
明，危险性行为的范围并没发生任何变化。
在相同学校开展的另外两个策略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第二个策略
只告诉女孩们一些她们不知道的知识，即较年长的男人比较年轻的男人
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15~19岁的女性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是同龄男性
的5倍。这似乎是由于年轻女性与感染率较高的年长男性发生性行为而
引起的。“甜爹”计划只是告诉学生们，哪一类人群更容易感染艾滋病
毒。其目的是减少女性与年长男人（即“甜爹”）的性行为，但有意思的
是，该计划还旨在促进女性与同龄男性受保护的性行为。一年之后，在
未接受该计划的学校里，女孩们的怀孕率为5.5%；在接受了该计划的学
校里，女孩们的怀孕率为3.7%。这一比率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性伙伴为
年长男性的女性的怀孕率降低了67%。
第三个计划只是通过提供校服，让女孩们更容易待在学校里。一年
之后，在提供校服的学校里，女孩们的怀孕率从14%降至11%。更明确
一点儿说，那些因免费校服而待在学校里的女孩们，每三人中就有两人
推迟了其初次怀孕的时间。令人好奇的是，只有在那些教师未接受新式
性教育课程的学校里，才集中体现了这一效果。在那些提供艾滋病教育
及校服计划的学校里，女孩们的怀孕率与未实行任何计划学校中的女孩
并没什么差别。艾滋病毒教学课程并没有减少青少年的性行为，反而抵
消了校服的积极作用。
将这些不同的结果整合起来，一个完整的图景便显现了出来。肯尼
亚的女孩大都知道，未受保护的性行为会导致怀孕。但如果她们认为，
一旦为有钱的“甜爹”生下一个孩子，那么他一定会负责任地照顾自己，
因此怀孕或许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实际上，对于买不起校服而不能留校
的女孩来说，相对于那种未婚辍学女孩的一般结局——只是待在家里成
为全家的负担，成家、生孩子或许是一个较有吸引力的选择。而较为年
长的男性往往成为更具吸引力的伴侣（至少在女孩不知道他们更有可能
携带艾滋病毒的情况下），因为年轻一点儿的男性还没能力成家。女孩
们因校服而留在学校里，并因此而避免了怀孕，从而降低了生育率。但
由于性教育计划鼓励结婚而不鼓励婚前性行为，因此这一计划只对那些
为自己找丈夫（在一定程度上是位“甜爹”）的女孩有效，并会抵消校服
的作用。
有一点毋庸置疑：在很大程度上，穷人（即使是少女）对于自身生
育、性欲及节欲方式（或许是些不太好的方式）的选择都极为谨慎。如
果明知怀孕对于自己来说代价很大，却仍然这样选择，那么这就说明她
们是主动的。
谁的选择？
然而，当我们思考生育这一选择时，立即会产生一个问题，即生育
是谁的选择？生育决定是由一对夫妇做出的，但女性最终将付出生孩子
的大部分身体代价。毫无疑问，她们对于生育的选择与男人迥然不同。
在一些关于理想家庭规模的调查中，男性和女性需分别回答一些问题。
与自己的妻子相比，这些男性常常表示大家庭更理想，并且始终对避孕
措施的要求较低，因此女人在家里有多大决定权就显得尤为重要。例
如，一个女人比她的丈夫年龄小很多，接受的教育也少很多（这都是早
婚所造成的后果），她会发现自己很难和丈夫对抗。这种情况似乎有一
定的必然性，但这也取决于她能否找到一份工作、她是否有离婚的自由
及离婚后的生存选择。当然，这种可能性还取决于她与丈夫所处的受公
共政策影响的法律、社会、政治及经济环境。例如，在秘鲁，如果妻子
拥有财产权的话，她所在的家庭就会拒绝生育（相对于那些女人没有财
产权的家庭），不过财产权要写在妻子与丈夫的共同名下才可以。一种
可能的解释就是，在女人有财产权的情况下，她就会在家中获得更多的
话语权，因而在决定家庭成员数量上拥有更大的权威性。
夫妻之间的矛盾也表明，尽管避孕本身对于降低生育或许没多大作
用，但避孕方法上的小小变化却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纳瓦·阿什拉
夫和埃里克·菲尔德向赞比亚首都卢萨卡836位未婚女性提供了一种凭
证，使她们可以与一位计划生育护士私人预约，免费享受一系列现代避
孕措施。有些女性是自己来领凭证的，有些则是当着自己丈夫的面领取
的。阿什拉夫和菲尔德发现，这两种情况的差别很大：与当着丈夫的面
领证的妇女相比，单独领证的女性拜访计划生育护士的概率高出23%，
要求获得一种隐蔽避孕形式（注射避孕法或避孕品植入）的概率高出
38%，在9~14个月后意外分娩的概率降低了57%。蒙塔拉伯计划比其他
计划生育活动更频繁地改变生育选择，原因之一或许就是，通过对妇女
进行家访（假定她们的丈夫不在家），女性保健工作者可以让她们在丈
夫不知情时采取计划生育措施。相反，对于那些受限于足不出户的传统
（一个女人被禁止单独出门）的女性来说，她们需要丈夫陪同自己去市
中心接受服务，这种情况或许会使她们改变主意。
蒙塔拉伯计划效果显著（特别是在早期），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
该计划会加快社会变革。生育转型需要一定时间，原因之一在于，对于
这个问题有发言权的不是夫妻，而是大众。生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
会及宗教准则，违反这一准则就会受到惩罚（被排斥、嘲笑或宗教制
裁）。因此，真正重要的是，社区如何定义这一行为。在实施蒙塔拉伯
计划的地区，这种变化的速度比其他地区更快——社区保健工作人员一
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充满自信的女性，这不仅体现了一种新的准则，
也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了改变准则的信息。
凯文·孟希对蒙塔拉伯计划中社会准则的角色进行了研究。他谈
到，一位年轻女性这样描述自己与同龄人之间的讨论：“我们应该生几
个孩子，哪种方法对于我们来说最合适……我们是否应采取计划生育措
施……我们过去常常从用过（避孕方法）的人那里寻求答案，如果一对
夫妇采取了这样的方法，这一消息就会迅速传播开来。”
孟希发现，在实施蒙塔拉伯计划的村庄，都会有一位社区保健工作
人员。在过去6个月里，如果同一宗教信仰的村民使用避孕措施的频率
较高，那么女性自身采取避孕措施的概率也会更大。虽然村里的印度教
徒及穆斯林都能接触到同一位保健人员，而且获取避孕措施的方式也是
一样的，但当穆斯林看到其他穆斯林采取避孕措施时，他们便会照做，
印度教徒也是如此。而印度教徒采用避孕措施却对他们的穆斯林邻居毫
无影响，反之亦然。孟希认为，这一模式无疑意味着，女性会在社区内
逐渐了解可接受的行为是怎样的。
在传统社会中，讨论社会准则的变换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例如，
要提出某些问题并不容易（避孕会违反宗教教义吗？会不会让某人永久
丧失生育能力？应到哪里获取避孕措施？），因为提问本身就反映出一
个人的倾向。结果，人们常常从最不安全的渠道获取信息。在巴西这个
天主教国家，计划生育并不为国家所提倡。然而，电视剧非常受欢迎，
特别是环球频道黄金时间播出的肥皂剧。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收
看环球频道的范围迅速扩大，肥皂剧的收视率也有所上升。20世纪80年
代，肥皂剧进入热播时期，而剧中的人物无论是从阶级还是社会态度上
看，都与普通巴西人相异：尽管普通巴西女性在1970年差不多都有6个
孩子，但肥皂剧中大多数50岁以下的女性都没有孩子，其余的也只有一
个孩子。一旦肥皂剧在一个地区出现之后，那里的新生儿人数便会急剧
下降；此外，该地区有孩子的女性会根据肥皂剧中的主角，给自己的孩
子起名字。肥皂剧呈现了一种迥异于巴西人所习惯的那种美好的生活方
式，并产生了一些独具历史意义的结果。这并非完全出于偶然——在巴
西刻板的社会中，对于很多有创新及进步思想的艺术家来说，肥皂剧最
终成为他们的选择出路。
关于“穷人能控制其家庭决定吗？”这一问题，我们似乎可以从两个
层面来解读。从最明显的层面来看，他们能控制——他们的生育决定是
一种选择的产物，而且即使缺少避孕措施，似乎也不会构成一个太大的
障碍。同时，他们无法立即控制的某些因素也影响了他们做出这种选
择：女性或许会受到不得不生更多孩子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她们的丈
夫、婆婆或社会准则。于是，一个不同于桑贾伊·甘地所采用的政策，
也不同于当今善意的国际组织所制定的政策的结论产生了：增加避孕措
施获取渠道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尽管有了巴西电视台的案例，但改变社
会准则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社会准则或许也是社会经济利益的体现。难道穷人要生很多孩子仅仅因为这是一种不错的经济投资？

养儿防老
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经济未来：一种保障政策、一
款存储产品，也是某种福利彩票，这些东西被统统装进了一个大方便
袋。
帕克·苏达诺是印尼西卡达斯贫民窟的一个收废品的人，他有9个孩
子和一大堆孙子孙女。苏达诺将自己最小的孩子送到中学读书，他认为
这是一次值得一投的赌注。我们问他，有这么多孩子他是否快乐，他回
答说“当然”。他解释道，他的9个孩子中有几个混得不错，可以给他养
老送终。不过，孩子越多，他们出问题的危险也就越高。实际上，帕克
·苏达诺的一个孩子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在三年前就失踪了。苏达诺为
此感到很难过，但至少还有8个孩子让他感到欣慰。
富裕国家的很多父母并不需要思考这些，因为他们有其他安度晚年
的方式——他们有社会保险、共有基金及退休计划，还有公共或个人医
疗保险。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我们将会详细地讨论，为什么像帕克
·苏达诺这样的人无法享受这些服务。现在，我们评论的仅仅是，对于
全球大多数穷人来说，子女（还有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给父母养
老的观念是极为平常的事。例如，2008年时，中国半数以上的老人和他
们的儿女住在一起，而70%有七八个子女的老人与自己的孩子同住（这
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年迈的父母还会定期收到来自儿女（特
别是儿子）的经济援助。
如果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长期保障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以预见
到，当生育率有所下降时，财政储蓄就会增加。中国政府对家庭规模实
行限制政策使我们看到了这种现象最为突出的实例。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政府鼓励生育；1972年，中国政府开始提倡计划生育；1978年，中国
政府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阿比吉特及两位出
生于中国的合作者——南希·钱（在独生子女时代出生的独生子）和孟
欣（出生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前，有三个兄弟姐妹）对储蓄率进行了调
查。与1972年之前生第一个孩子的家庭相比，1972年之后生第一个孩子
的家庭平均少要了一个孩子，后者的储蓄率则比前者约高出10%。调查
结果表明，在过去30年里，中国储蓄率的增长幅度达33%（家庭储蓄率
从1978年的5%增长到1994年的34%）。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
为，因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而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对于那些第一个孩
子是女孩的家庭来说，效果尤为明显，这符合养儿防老的观点。
这一实验虽然有些极端，但影响深远，因为这次家庭规模的缩小范
围广，具有突发性及非自愿性。不过，类似的情况在孟加拉国的蒙塔拉
伯地区也曾发生过。到1996年，与未普及避孕措施的村庄相比，在普及
避孕措施的村庄中，每家每户的各类资产都得到了大幅增加（包括首
饰、土地、牲畜及房屋的装修）。一般来说，与对照区相比，实验区每
户家庭增加了价值55 000塔卡的资产（购买力平价为3 600美元，是孟加
拉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生育率与儿女交给父母多少赡养费之
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实验区的父母平均每年从子女那里少收2 146
塔卡。
家庭规模与储蓄之间的有力联系，或许有助于说明这样一点，即孩
子越少并不意味着他们越健康或受教育程度越高——如果孩子少的父母
意识到他们将来只能得到较低的现金回报，那么他们就需要提前储蓄更
多的钱，这会减少他们投资给孩子的钱。的确，如果给孩子投资会比其
他金融资产投资（毕竟养个孩子并不那么费钱）产生更高的回报，那么
从长远角度来看，孩子越少，家庭或许会越穷。
同样的逻辑告诉我们，如果父母对女儿会像儿子一样有用不抱希望
——比如说，他们需要为女儿结婚准备嫁妆，或者因为女人一旦嫁人，
经济就会受制于丈夫——父母对女儿的生活投资会更少。因此家庭不仅
会选择要几个孩子最合适，还会选择其性别构成。我们一般认为，生男
生女是我们无法决定的，但其实这是错误的：性别选择性堕胎目前十分
普遍，而且还非常廉价，父母们可以选择是否要堕掉一个女胎。德里主
要道路的分路标上，打着（非法）性别选择服务的广告标签：“现在花
500卢比，今后节省5万卢比”（嫁妆）。而且，即使在性别选择性堕胎
成为一种选择之前，在一大堆儿童病得不到妥善处理的环境中，人们总
是有意无意地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也是摆脱不想要的孩子的一种有
效方式。
即使他们的孩子存活了下来，如果父母们偏爱男孩，那么他们或许
会一直要孩子，直到生出足够数量的男孩为止。这就意味着，女孩一般
都生长在较大的家庭，而且很多女孩都生在那种很想要男孩的家庭。在
印度，女婴的母乳喂养期要比男婴短，也就是说，她们开始喝水的时间
较早，可能会更快染上通过水传播的致命疾病，如痢疾等。这是将母乳
喂养当成一种避孕措施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生下一个女孩之
后，父母更可能会早点儿停止母乳喂养，从而增加妻子再次怀孕的可能
性。
无论歧视女婴的方式是怎样的，全球女孩的数量过少这一人类生物
学始料不及的事实仍然存在。20世纪80年代，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一篇经典文章中，阿马蒂亚·森计算到，全世
界“女性缺口”数量达1亿。这还是在性别选择性堕胎面世之前——自那
以后情况越来越糟。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当今的男女比例为124∶100。
1991—2001年间（印度最新人口调查时期），印度7岁以下男孩与同龄
女孩的比例从105.8∶100上升至107.8∶100。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和
古吉拉特邦是印度最富裕的三个城邦，而这里歧视女性的现象也最为严
重。2001年，这三个地区的男孩女孩比例分别为126.1∶100、122∶100
和113.8∶100。即使根据这些地区自身的报告（其中肯定有“水分”），
堕胎的次数也特别多：在有两个女儿的家庭，6.6%的怀孕会以人工流产
而告终，7.2%属于“自然”流产。
然而，在女孩更有价值的婚姻市场或劳务市场上，这就不会构成一
个问题。在印度，女孩一般不会嫁给本村的人家。通常，大多数女孩都
会嫁到距离村子不远不近的地方。结果，当这一婚姻“集中”地区的经济
有所增长、更容易找到一个富裕家庭把女儿嫁掉时，我们可以看看发生
了什么情况。安德鲁·福斯特和马克·罗森茨维格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发
现，当一个女孩的婚姻前景更明朗时，男女孩的死亡比例便会下降；相
反，村里经济的增长导致男孩的投资价值更大时（因为他们都待在家
里），男女孩之间死亡率的差距就会扩大。
针对男孩女孩的相对价值，一个家庭会怎样对待女孩，或许最突出
的表现来自中国，因为中国是男女孩比例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毛
泽东时代，国家计划农业生产目标针对的是主要农作物。在早期改革时
代（1978—1980年），家家户户可以种植经济作物，包括茶叶和水果。
在种茶方面，女人显然比男人效率更高，因为茶叶往往需要用灵巧的手
指来采摘。相反，男人在种植水果方面比女人更有能力，因为他们更擅
长担负重物。南希·钱指出，当我们对改革前后出生的孩子进行对比
时，茶叶种植区域（一般为多雨的丘陵地带）的女孩数量有所增加，但
在更适宜种植水果的地区，女孩的数量则有所减少。在并不适宜种植茶
叶或水果的地区，农业收入在无任何性别区分的情况下全面增长，孩子
们的性别构成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这一切所体现的是，传统家庭的运行中暗含着积极与消极的暴力现
象。直到最近，这一现象才开始引起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注意——他们总
是不愿打开那个藏有真相的“黑匣子”。然而，大多数社会都理解父母们
的善意，他们想确保自己的孩子吃饱饭、有学上、懂社交，受到更全面
的照顾，但也正是这些父母扼杀了自己小女儿的生命，对此，我们又能
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们有能力做到这一切？
家庭
在推广自己的那些理论模式时，经济学家们常常忽视这样一个事
实，即一个家庭与独身一人并不一样。我们将家庭看成是一个“单位”，
认为家庭所做的决定来自一个人，一家之主会代表妻子和孩子做出一些
决定，如家里该买些什么、谁去上学、上多久的学、谁来继承遗产等。
他或许是无私的，但显然是全能的。然而，任何有过家庭的人都知道，
这并不是真正的家庭运转模式。这种简化的模式具有误导性，忽视家庭
内部复杂的动态变化会产生重要的政策性后果。例如，我们已经看到，
给予女性正式的名下财产权对于其生育选择十分重要，这并不会改变她
关于生几个孩子的想法，而会使她的想法变得更有分量。
这种最简单的模式忽视了家庭运转方式的重要方面，对这一点的认
识使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们重新审视了这一问题：家庭决定被看作是
家庭成员之间（或者至少是夫妻双方）谈判的产物。夫妻双方讨论着该
买什么、到哪儿去度假、谁应该干几个小时的活儿、生几个孩子，但他
们的讨论方式会尽可能地照顾到双方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使他们在怎
样花钱方面有分歧，如果一方在不伤害另一方幸福的前提下可以更快
乐，那么他们就会妥协并达成一致。这种家庭观念常常被称为“有效家
庭”模式。这种模式让我们认识到，家庭有一定特殊的地方——毕竟，
家庭成员并非是因为昨天才见面就被永久地拴在一起。因此，他们可以
就其所有的决定进行讨论（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确保他们作为一
个整体能够做得更好。例如，如果一家人开了一个小公司（农场或是小
生意），他们应始终努力赚更多的钱，以使其他家庭成员获益。
克里斯托弗·尤拉在布基纳法索农村对这一推测进行了验证，那里
的每一位家庭成员（丈夫和他的妻子，或几个妻子）都不在同一块地里
干活儿。在一个高效的家庭里，所有的投入（家庭劳力、化肥等）都应
以使家庭整体收入最大化的方式，分配到各个不同位置的田地。相关数
据也准确地反映出了这一观点。然而，与男性负责耕种的田地相比，由
女性负责耕种的田地一般只能分到较少的化肥、男性及儿童劳动力。结
果，这些家庭的产量一般都较低。在一块地里用一点儿化肥就能大大增
产，但将用量增加到这一原始水平之上并没有多大用处。最有效的是，
在每块地里都用一点儿化肥，而不是将所有化肥都用在一块地里。然
而，布基纳法索家庭的大部分化肥都用在了丈夫耕种的地里：通过将部
分化肥及少量劳动力分到妻子的地里，家庭便可以增产6%而不需额外
投入。有些家庭实际上是在浪费钱，因为他们无法就如何有效地使用现
有资源达成一致。
这其中的原因似乎也很明确：即使同属一个家庭，丈夫地里的产量
似乎也决定了他的消费能力，妻子的情况也是一样。在科特迪瓦，男女
有种植不同作物的传统。男人种植咖啡和可可粉，女人种植香蕉、蔬菜
及其他粮食作物。不同的作物受天气的影响也不同，降雨量大对于男人
的作物来说或许是个好年头，而对于女人的作物来说则是灾年。在与尤
拉共同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埃斯特发现，在男人的好年头里，男人在烟
酒及个人奢侈品（如服装的传统饰品）上的消费更大；在女人的好年头
里，虽然更多的钱也花在了女人喜爱的小东西上，但她们也会为家里买
更多的食物。这些发现令人好奇的地方在于，夫妻似乎都不会给对方
买“保险”。他们知道彼此将长期生活在一起，丈夫可以在自己的好年头
里给妻子买点儿礼物，并在自己的坏年头里得到妻子的礼物。在科特迪
瓦，这种非正式的“保险”在同族的家庭之间很常见，但他们为什么不在
家庭内部实行呢？
在那里，我们发现，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在这类家庭中，还有第三
个“成员”——不起眼的山药。它既有营养又便于储存，是该地区的一种
主食。山药一般是男人种植的作物，但法国人类学者克劳德·梅拉苏表
示，山药并非是男人可以随意卖掉或吃掉的一种作物。它是一个家庭用
于糊口的粮食，只有在需要支付孩子学费或药费时才能卖掉，不能用来
买新衣服或香烟。而且，当山药收成较好时，一家人的确会消费更多的
山药，这或许并不奇怪，但在购买粮食及教育上的花费也会增加。山药
可以确保家里的每个人都吃饱饭、有学上。
因此，家庭的特点并不在于家庭成员间的契合度有多大，恰恰相
反，他们会遵循社会承认的简单规则，如“你不应卖掉孩子的山药去买
耐克牌衣服”，这种规则可以保证他们的基本利益，无须为此进行没完
没了的谈判。从这一角度来看，其他一些发现也更有道理。我们看到，
当女人在地里的耕作赚了更多的钱，一家人都会吃到更多的粮食。这或
许源自梅拉苏所描述的另一个规则：真正负责养家糊口的是女人，丈夫
会给她一定量的家用，她的任务就是想出怎样充分利用这些钱。
因此，家庭成员被一条纽带绑到了一起，但这一纽带并不是高效分
享资源及责任的能力，而是一种不完整的、粗糙的且常常很松散的“契
约”，其中规定了每位家庭成员对于其他成员的责任。这种“契约”或许
需要得到社会的强化，因为孩子无法平等地与父母谈判，妻子也无法与
丈夫公平地谈判，但社会的发展得益于家庭所有成员对于资源的公平分
享。这种契约的不完整性或许反映出了强化较为复杂的事物的艰难性。
谁也无法保证父母会喂饱自己的孩子，对于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社会
或许只能对其采取制裁或谴责措施。
靠社会准则对规则进行强化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准则会慢
慢地改变，因此那些规则就会面临完全与现实脱钩的危险，有时甚至会
带来悲惨的结果。2008年，我们在印尼一个家庭中见到了一对中年夫
妇，他们的家是一座绿白相间的竹楼，旁边还有一间更大的水泥房，那
是他们女儿女婿的家，女儿在中东做女佣。这对夫妇显然很穷：丈夫总
是在咳嗽，头疼也很严重，因此很难去找工作。不过，他看不起医生。
夫妇俩的小儿子从中学辍学，因为家里无力承担他去市里的公共汽车
费。还有一个4岁大的孩子，她看上去很健康、营养充足，穿得也很漂
亮，脚上穿着一双闪闪发亮的鞋子。这是夫妇俩的外孙女，女儿不在时
由他们负责照顾孩子。女儿会寄回孩子的生活费，但没有给夫妇俩赡养
费。他们似乎是某种传统准则的受害者——结婚后的女儿不负责赡养她
的父母，虽然这明显是不公平的，但祖父母仍然认为有责任照顾他们的
外孙女。
尽管家庭中存在很多明显的限制，但社会也并没有提供抚养孩子的
其他有效模式。而且，虽然终有一天，社会养老金计划及医疗保险会解
放当今贫穷国家的老人，使他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孩子养老，但这并不一
定会使他们（或他们的孩子）更快乐。政策的恰当地位并不是完成取代
家庭的作用，我们有时还应避免政策的滥用。这对如何发挥家庭的功能
是极为重要的。
例如，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一些公共支持计划向妇女提供资金，如
墨西哥的PROGRESA计划，这些计划或许有利于将资源分配给儿童。
南非在种族隔离结束后，实行了一种慷慨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主要针对
那些无个人养老金的65岁以上的男人和60岁以上的女人。在这些老人当
中，很多都与他们的儿女及孙子孙女住在一起，家里的钱是公用的。然
而，只有在祖母与孙女住在一起时，孙女才会受益——那些女孩一般都
发育得很好。但获得养老金的祖父则不会起到这样的作用。还有，只有
当女孩的外祖母获得这笔养老金时，这种效果才会显现。
笔者倾向于认为，男人比女人要自私得多。然而，这或许恰恰体现
了那些准则与社会期望，也就是我们认为在家庭决定上扮演重要角色的
因素。或许，人们期望女人能将自己获得的意外钱财用来贴补家用，而
并不期望男人这样做。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不仅谁挣钱很重要，
怎样挣钱也很重要：女人或许还未察觉，她们自己付出劳动所赚的
钱“属于”其家庭或孩子。有些矛盾的是，或许恰恰是由于女性在家庭中
的传统角色，公共政策才会倾向于她们。
现在，我们回到穷人是否想建立大家庭的问题上来。帕克·苏达诺
想要9个孩子，他的大家庭并非由于缺乏自控力或避孕措施而形成的，
也不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一种准则（不过他曾做出的决定或许是基于这样
的准则，而他的妻子并没有告诉我们她自己的想法）。同时，他相信，
抚养9个孩子使他陷入贫穷。因此，他并非真的想要这么多孩子。他之
所以需要9个孩子，是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哪个孩子将来有能力给他养
老。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他宁愿少要几个孩子，好好地将他们抚养长
大，而且他将来也不一定要依赖孩子们。
尽管美国很多老年人都愿意多花一点儿时间，同自己的孩子、孙子
孙女在一起（如果电视剧中所演的值得相信的话），但他们也有自己的
生活选择——这要归功于社会保险及医疗制度——这种选择对于他们的
自尊心及自我认同感很重要。这也意味着，他们不需要生很多孩子，从
而确保将来有人照顾他们。他们想要几个孩子就可以要几个，如果孩子
们都不愿或不能照顾他们，公共福利制度则可以完成这一任务。
因此，最有效的人口政策或许就是，让人们觉得没必要生很多孩子
（特别是儿子）。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医疗保险或养老金）或金
融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受益于退休金，这会导致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
或许还会减少歧视女性的现象。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探讨怎样做到这一点。

第二部分
慈善机构
对
第六章
赤脚的对冲基金经理
于穷人来说，冒险不可避免，他们常常自己做着小生意，或是经营
农场，或是做零工，基本上得不到任何就业保障。在这样的生活
中，一场不好的突变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2008年夏，在印尼万隆省的城市贫民区，伊布·蒂娜和她的残疾母
亲、两个兄弟及4个孩子（3~19岁）住在西卡达斯的一间小房子里。三
个小一点儿的孩子偶尔还会去上学，但最大的那个孩子已经辍学了。蒂
娜的两个兄弟都未成家，一个是按日挣工资的建筑工人，另一个是出租
车司机，他们挣的钱供一家人的花销，但似乎永远也不够交学费、不够
给孩子买吃的穿的，也不够照顾生病的母亲。
然而，这并不是蒂娜生活的全部。她年轻时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婚
后便帮着丈夫打理服装生意，他们手下曾有4个员工，生意也做得不
错。但他们信任的一个生意上的熟人给了他们一张2 000万印度尼西亚
盾（购买力平价3 750美元）的空头支票，从此他们的麻烦就来了。他
们报了警，而警察却向他们索要250万印度尼西亚盾的好处费，说是给
了钱才同意着手调查。付了钱之后，警察的确逮捕了诈骗者，由于这个
人承诺偿还欠款，因此只入狱一周便获释了。在偿还了蒂娜400万印度
尼西亚盾之后（警察后来又要走了200万），诈骗者承诺将慢慢偿还余
下的欠款，但此后他便杳无音信。蒂娜和丈夫交了450万的好处费，却
只追回了400万的欠款。
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夫妇俩努力工作，试图东山再起，最终通过
政府的一个借贷计划，从PUKK贷款了1 500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
价2 800美元）。他们用贷款做起了服装生意，第一批大订单是短裤。
于是，他们从服装厂购置了短裤，将短裤熨平并包装好，但这时订购商
取消了订单，结果上千条短裤没人要，他们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
一连串灾难给他们的婚姻造成了巨大压力，在第二次祸事之后不
久，他们便离婚了。蒂娜带着4个孩子搬到了娘家，还带去了一大堆短
裤。我们见到她时，她仍在努力平复自己内心的创伤，她说自己真的没
有精力再做生意了。蒂娜认为，等她觉得好一点儿，她会利用母亲房子
的一部分，开一家小的杂货店，或许专卖一些穆斯林节日穿的短裤。
更糟糕的是，蒂娜的大女儿需要特殊的照顾。4年前，大女儿曾遭
到绑架，绑架她的是住在她家旁边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人几天后便
放了她，但大女儿因此留下了心理阴影，从此便待在家里，既不去工作
也不去上学。
蒂娜是否太倒霉了？从某种程度上看的确如此。她认为，女儿遭到
绑架是一次意外事件（不过这还与她们家离铁路很近有关，那里常常住
着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但她同样坚信，她生意上的厄运其实就是那些
小企业主生活的写照。
贫穷的风险
一个国际金融领域的朋友总说，穷人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一样——他
们的生活充满了风险，而唯一的不同点就在于二者的收入水平。实际
上，他对于这个问题的估计过于保守了：与几乎所有的小业主及农场主
不同，对冲基金经理不需要承担自己全部的损失。此外，穷人常常要为
他们自己的生意筹集所有资金，这些资金要么来源于家里的积蓄，要么
是从别处挪借的，而这种情况是大多数对冲基金经理无须面对的。
很多穷人都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或农场。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
查数据中，平均50%的城镇穷人从事着非农业工作，而从事农场生意的
乡村穷人在25%~98%之间（南非是一个例外，黑人人口有史以来一直
被排挤在农业之外）。此外，很多这样的家庭也做非农业生意。而且，
大部分由穷人耕种的土地都缺乏灌溉，这使耕种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天气。一场旱灾或是雨下得迟一点儿，都会导致未经灌溉的土地农作
物歉收，半年的收入也成了泡影。
并非只有业主或农场主才需要承担收入风险。对于穷人来说，按天
计算工资的零工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在农村地区极度贫穷的人之中，
半数以上是这样的零工。在城镇地区，零工的比例约为40%。如果这种
零工够幸运的话，他们可以在建筑工地或农场找到能持续几周或数月的
工作，但通常只能找到几天或几周的工作。零工永远都不知道，手头的
活儿干完之后还能不能找到别的活儿。如果生意上出了问题，这份工作
立即就会消失，比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帕克·索林，他没过多久就
失业了，其原因在于化肥价格和油价的上涨，以及农民劳动力人数的减
少。因此，与固定工人相比，零工的工作日更少，很多零工一年也干不
了几天活儿。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项调查发现，零工平均每年工作254
天（上班族为354天，个体户为338天），1/3最底层的零工只工作137
天。
农业领域的大灾难，如1974年孟加拉国的旱灾（工资相对于购买力
下降了50%，而且据估算，多达1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还有非洲的
粮食危机（如尼日尔2005—2006年的旱灾），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但即使是在正常年份，农业收入每年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孟加拉国
任何一个正常年头，农业工资可以高出或低于其平均工资水平的18%。
而且，国家越穷，这种变数就越大。例如，印度农业工资的变化幅度是
美国的21倍。这并不奇怪：美国农民都有保险，他们可以获得补贴，并
受益于规范的社会保险计划；即使在收成不好的年头，他们也不需要解
雇自己的工人或降低工人的工资。
变化莫测的因素还不只这些，农产品价格的波动也很大。2005—
2008年，粮食价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这一
价格彻底瓦解，过去两年来只是涨到了危机前的水平。高粮食价格原则
上会受到生产者（农村穷人）的欢迎，却会伤害到消费者（城镇穷
人）。然而，2008年夏，粮食及化肥的价格都破了纪录。与我们在印尼
和印度交谈过的人都觉得，他们快撑不住了：农民们认为，成本涨得超
过了价格；工人们抱怨说，他们找不到工作，因为农民们都在省钱；同
时，城镇居民几乎买不起粮食了。问题并不仅在于价格水平，而是这种
不确定性。例如，农民要花很多钱买化肥，但他们无法确定，农作物丰
收时的价格是否还能保持较高水平。对于穷人来说，风险并不仅限于收
入或食品，我们在前一章谈到的健康问题也是风险的一个主要来源。此
外，还有政治暴动、犯罪（如伊布·蒂娜女儿的案例）及腐败的问题。
穷人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风险。矛盾的是，有些事件在富裕国家被
认为是灾难性的，但这些事件似乎很少在这些国家发生。2009年2月，
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警告全球首脑们：“全球经济危机将成为很
多发展中国家的人类危机，除非他们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社区中
的弱势群体。尽管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专注于拯救银行及激励方
案，我们不应忘记发展中国家的那些穷人，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发生变
动，那些穷人受到的影响会大得多。”世界银行发言人在谈到这一主题
时还说道，随着全球需求的下降，穷人将失去他们的农产品市场、在建
筑工地的零活儿，以及他们在工厂里的工作。由于缺乏外部援助，并伴
随着税收减少的压力，穷国政府将会削减对学校、健康设施及援助计划
的预算。
2009年1月，我们和索米妮·森古普塔——当时《纽约时报》驻印度
的记者——来到印度孟加拉邦玛尔达农村地区。她想写一篇关于全球危
机怎样影响穷人的报道。森古普塔生长在加利福尼亚，但能说一口流利
的孟加拉语。别人告诉她，德里很多建筑工地的大量工人都来自玛尔
达。而且，森古普塔了解到，德里的建筑业发展得很慢。因此，我们来
到了一个又一个村庄，问一些年轻人他们的迁移经历是怎样的。
每个人都认识迁移过来的人。很多人是为了回家过穆哈兰姆
月[1]，印度很多的穆斯林都过这个节。每个人都很乐意和我们谈起他
们的移居经历。很多母亲告诉我们，印度南部或北部的一些遥远的城市
是什么样的，如卢迪亚纳、哥印拜陀和巴罗达，他们的儿子和侄子目前
就在那儿生活和工作。当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悲惨的经历——一个女
人谈起，她儿子因患一种神秘的疾病而死在了德里——但她的口吻却很
乐观。森古普塔问：“市里能找到工作吗？”“是的，市里有很多工作机
会。”“你听说过裁员吗？”“没有，孟买没有发生裁员，一切都很
好”……我们还来到了火车站，想看看是否有人因丢掉了工作而返乡。
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三个正赶回孟买的年轻人。其中一个人从没来过孟
买，其余两个人都是老手，他们向那个没来过孟买的人保证，他一定能
在这儿找到工作。直到最后，森古普塔也没写出穷人如何受到全球经济
萎缩影响的文章。
关键并不在于，孟买的建筑工作在危机时期没有减少——有些工作
的确减少了——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目前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是机
会。他们仍然可以找到工作，工资是在村里干活儿的两倍多。相对于他
们的痛苦经历——每天都担心找不到工作——流动建筑工人的生活似乎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当然，全球经济危机的确增加了穷人的风险，但对于他们每天需面
对的全部风险来说，这并不算什么。即使没有令世界银行担心的全球危
机，情况也会是这样。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期间，印度尼西亚盾贬值
75%，粮食价格上涨250%，国民生产总值下跌12%。然而，种植大米的
农民（一般是最贫穷的人群之一）实际购买力却提高了。只有政府雇员
及工资相对固定的人，才陷入了糟糕的境地。1997—1998年，泰国爆发
金融危机，经济下滑10%。即便如此，在接受调查的约1 000人中，2/3
的人表示，他们的工资下降主要是因为一场旱灾。只有26%的人说主要
原因是失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失业并不是完全由这场危机造成
的。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穷人来说，事情似乎并不比往年更遭，因为他
们的境况一直都很糟。他们正在面对一些非常熟悉的问题。在穷人看
来，每一年都过得像身处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一样。
穷人不仅过着风险更大的生活，而且同样一场灾难，可能会对他们
造成更大的伤害。首先，对于手里本来没有几个钱的人来说，削减消费
是极为痛苦的。如果一个不太穷的家庭需要削减消费，家庭成员或许就
要少打电话，少买点儿肉，或是将孩子送到更便宜点儿的寄宿学校。显
然，这都会令人感到痛苦。但对于穷人来说，大大削减收入可能就意味
着一些必要开销的削减：去年，我们在乌代布尔农村地区对一些极度贫
穷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其中45%的成年人常常吃不饱饭。这是穷人最憎
恨的一件事：与那些能吃饱饭的被访者相比，吃不饱饭的被访者表示，
他们过得很不快乐。
其次，当今天收入与未来收入之间的关系呈S形时，与目前的不愉
快相比，一场灾难对于穷人的影响或许会更糟。在图6–1中，我们画出
了印尼女商人伊布·蒂娜今天收入与未来收入的关系。
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对于几乎没有投资能力的人来说，如果投资
回报相对较小，那么就可能会产生一个“贫穷陷阱”。而对于投资能力较
高的人来说，投资回报也会更高。伊布·蒂娜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在
这个案例中，明天收入与今天收入的关系呈S形，因为她的生意要具备
赢利所需的基本规模（在第九章，我们会看到，这是穷人做生意的一个
主要特征，因此她的情况很常见）。在灾难之前，她和丈夫手下有4个
员工，有足够的钱购买原材料，雇用员工制作服装，这是一个非常赚钱
的模式。在这之后，他们能做的只是买进成品短裤并进行包装，这种生
意相对来说不怎么赚钱，或者根本就不赚钱。在支票被退回之前，伊布
·蒂娜和她的丈夫处于“贫穷陷阱”之外。如果跟随他们的轨迹，我们会
看到，他们正沿着最终实现高收入的轨道前进。然而，那场灾难卷走了
他们全部的资产，并使他们掉进了“贫穷陷阱”。后来，他们赚的钱越来
越少，变得越来越穷：当我们见到伊布·蒂娜时，她已经沦落到需要靠
她兄弟的接济生活的地步。因此，这一“S”形世界的一场灾难会产生永
久性后果。如果今天收入与明天收入的关系呈“S”形，这个家庭便会脱离通往中产阶级之路，转而踏上永久贫穷之路。

帮助别人，是因为我们日后可能也需要别人的帮助。然而，情况并非完
全如此。例如，或许我们会在紧急关头向邻居伸出援手，但当时我们可
能并没想过自己也会遇到这种问题。这可能仅仅是出于看到邻居挨饿而
袖手旁观是不道德的。贝奇·哈特曼和吉姆·博伊斯合著了一本关于孟加
拉国农村生活的书，书中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书中描述了互为
邻里的两个家庭，一个信仰印度教，一个是穆斯林，两家的关系并不是
很亲密。印度教家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因此一家人都在挨饿。出于绝
望，这个家庭的女人常常越过栅栏，到邻居家的院子里偷点儿能吃的树
叶。而那个穆斯林家庭知道这一切，但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穆斯林
家庭的男人说：“我知道她的人品并不坏，如果我陷入了她那样的处
境，我可能也会偷东西的。当我发现少了点儿东西时，我会努力做到不
生气。我总想：拿走东西的人一定比我更饿。”
人们会在彼此遇到难处时互相帮忙，这是出于一种道德责任感，并
不是他们盼望着将来能得到回报。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非正式
的关系网不具备处理健康问题的能力。即使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如
果家里还有饭吃而邻居却在挨饿，他们也会给邻居一口吃的。然而，帮
助别人支付医疗费用这类情况已经超出了互助行为的界限：鉴于医疗费
用极为昂贵，很多家庭将不得不因此倾家荡产。因此，将健康问题列在
助人为乐的基本道德责任之外，还是说得通的。因为要想解决这个问
题，需要一种更高的社会契合度。
互助保险是一种助人为乐的道德责任，这种观点说明了为什么在尼
日利亚的一些村庄，村民们助人为乐都是从个人出发，而不是大家都去
帮助一个对象，虽然以后面这种方式分摊风险会更有效。这或许还有助
于解释，为什么伊布·艾姆塔特的女儿给了母亲一台电视机，却没有帮
她支付医疗费。她不想为父母的健康承担全部责任，也不指望其他兄弟
姐妹能慷慨解囊。因此，她选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她的父母做一
点事情。
穷人的保险公司在哪里？
鉴于非正式互助网络的保障有代价高昂的风险及局限性，我们肯定
会想，为什么穷人没有更多的渠道获取正式保险，也就是由一家保险公
司提供的保险？然而，任何形式的正式保险在穷人当中都很少见。医疗
险、坏天气险，还有牲畜死亡险，这些都是富裕国家农民生活中的标准
保险产品，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多多少少是欠缺的。
既然小额信贷是人人皆知的，对于高尚又有创意的资本家来说，穷
人的保险似乎是一个明确的机会目标（《福布斯》专栏称之为“穿不透
的自然市场”）。穷人面临着大量的风险，如果保险费用合理的话，他
们应该愿意为自己的生活、健康、牲畜或庄稼投一份保。几十亿穷人都
在等待着投保，即使每项政策只有微薄的利润，这也是一桩大买卖。同
时，这也会为全球穷人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一切似乎只缺少某个组织这
一市场的人。因此，一些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及大型基金会（例
如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投资了数亿美元，鼓励穷人参与投保。
当然，这种保险的提供显然存在很多难处。这是一些基本问题，并
不仅限于穷人，但在贫穷国家较为突出，因为它们很难对保险公司进行
有效管理，也很难对被保险人实行监督。我们已经提到过道德风险：一
旦人们知道自己无须承担全部后果，他们就可能会改变其行为（不那么
认真耕种、在医疗方面花更多的钱等）。以医疗保险为例，我们已经看
到，即使没有医疗保险，穷人也总会去拜访不同类别的医疗从业人员。
如果能够免费看病的话，他们会怎样呢？医生是否还有理由让病人做一
些不必要的化验、为其开一些不必要的药品——特别是在他们有自己的
实验室的情况下（美国和印度的很多医生都有自己的实验室），然后到
药店去拿提成？一切似乎都表明：病人想看到行动，因此他们更喜欢会
开药方的医生，而医生开的药越多，挣得就越多。在卫生保健服务管理
不善的国家，任何人都能以“医生”的身份开家药店，为门诊病人提供基
于报销制度的医疗保险，这似乎是他们走向破产的第一步。
另一个问题是“逆向选择”。如果保险是非强制性的，那些知道自己
将来可能会出问题的人，参保的概率或许更大。这也无所谓，只要保险
公司清楚这一点即可，因为这可以折算成额外的费用。然而，如果保险
公司并不能确定人们是否因目前需要而参保，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提高每
个人的投保费。不过，更高的费用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这会赶走那
些觉得自己将来可能不需要保险的人。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更严重
了。因此，在美国，人们很难以合理价格参加医疗保险，因为他们无法
说服自己的老板为员工投保。所以，价格合理的医疗保险计划一般都是
强制性的——如果每个人都必须参保，保险公司就不会承担高风险。
第三个问题是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怎样防止医院给保险公司提供
大量虚假索赔证明，或收取病人不必要的医疗费？而且，如果一位农民
为自己的一头水牛投了保，怎样才能防止他谎称自己的水牛死了？印度
工业信贷投资基金会的纳奇凯特·摩尔和宾杜·安纳斯来自印度的同一金
融部门，该部门主要致力于为穷人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他们略带自嘲
地对我们讲，很多年前，他们第一次灾难性的尝试是提供牛险：首先，
一大堆投保人都声称自己的牛丢了。于是，他们决定，要想索赔死去的
动物，主人必须提供死牛的耳朵。结果繁荣了牛耳市场：任何死去的牛
无论投保与否，耳朵都会被割掉并卖给那些投保牛险的人。这样一来，
他们既可以得到索赔，又保留着自己的牛。2009年夏，在我们参加的一
次会议上，印度IT巨头印孚瑟斯公司创立者、前首席执行官南丹·尼勒
卡尼对其独特身份认证的计划进行了说明，因为政府一直要求他为每个
印度人提供一种“独特身份证”。他向听众们保证，只需10个指纹及一张
虹膜照片，就足以准确地对每个人加以认证。摩尔听得很认真，当尼勒
卡尼停顿时，摩尔突然说：“太遗憾了，牛没有手指。”
某些险种比较容易投保，例如天气。如果附近气象台测量的降雨量
在特定水平之下，农民就应估算一下保险公司支付给他的钱款数量（根
据他所支付的保险费）。由于没有人能控制天气，而且人们无法判断该
为此做些什么（不同于医疗的情况，人们必须决定需要哪种化验或治
疗），因而不存在道德风险或欺骗行为。
在医保范围之内，为灾难性健康问题投保（重大疾病、事故），似
乎比为门诊病人支付费用更容易。没有人无缘无故地想做手术或化疗，
而且治疗与否很容易得到验证。虽然过度诊治的危险仍然存在，但保险
公司可以就支付哪项治疗费用设限。但这仍然存在一个大问题，即保险
公司并不想只有病人来投保。
避免逆向选择的技巧就是，找到出于健康之外的原因集中来投保的
目标人群——一家大公司的员工、小额信贷客户、公费医疗者……尝试
着让他们参保。
正因为如此，很多小额信贷机构（MFI）想到了提供医疗保险的方
法。他们有大量的借款人资源，可以向这些人销售保险产品。而且，由
于重大疾病问题，有时原本信誉良好的小额信贷客户也会变成违约者，
小额信贷机构投保也将因此承担一定的风险。此外，向客户收取保险费
会很容易，因为贷款负责人每周都会与他们见面——实际上，他们可以
将保险费折算到贷款中。
2007年时，SKS小额信贷公司是印度最大的一家小额信贷机构。该
机构引入了一种名为“Swayam Shakti”的试点医疗保险计划，涉及生育
险、住院治疗险及意外事故险。为了避免一些群体进行逆向选择，SKS
强制为他们投保该计划。为了解决潜在的欺骗问题，投保收益范围被设
限，该计划鼓励客户们前往那些与SKS有长期关系的医院。为了使其更
加人性化，去这些医院的客户们获得了一种“无现金工具”：只要他们的
治疗涉及一种投保疾病，他们就无须支付费用——SKS会直接向医院支
付。
当SKS开始引入这一保险产品时，该公司尝试着强制客户投保。但
由于客户提出了抗议，SKS决定只在首次延期时进行强制性投保。结
果，有些客户决定不再延期贷款了，于是SKS逐渐失去了提供该保险地
区的客户。几个月之后，SKS贷款延期率从60%左右降至50%左右。另
一家小额信贷机构的首席执行官问起我们与SKS的合作时，我们回答说
正在评估强制性医疗险对小额信贷客户的影响，这位首席执行官听后笑
着说：“哦，这我了解！SKS在哪里推出这种强制产品，我们在哪里的
客户就会增多。人们都离开SKS加入了我们的机构！”约1/4的客户想继
续从SKS借款，但他们又不想参保，于是利用了这样一个漏洞：他们在
一年期保险快要到期之前预付贷款。这样一来，当他们延期贷款时，他
们仍然巧妙地处于投保期之内，因此不必支付更多的保险费。针对客户
的这一手段，SKS决定将这一保险产品变成自愿性的。然而，只有少数
客户自愿投保，导致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再次出现。用于每位投保客户
的费用迅速增长，由于处于亏损状态，代表SKS提供保险的印度工业信
贷伦巴德保险公司决定，要求SKS停止接受新的投保客户。其他一些试
图推出类似计划的组织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即客户抗议强制性投保。
小额健康保险并不是唯一遇到麻烦的险种。包括我们麻省理工学院
的同事罗伯特·汤森在内的一组研究人员，试图对一种简单天气险的影
响进行评估。与我们前面描述过的险种类似，当降雨量少于特定水平
时，保险公司会支付一定数量的理赔金给客户。这种产品在印度有两个
销售区——古吉拉特邦和安得拉邦——都是干旱少雨的地区。在这两个
地区，该产品通过一家知名的小额信贷组织进行销售。该组织尝试了各
种各样的方法，为农民提供并赠送保险服务。总的来看，签约率依然很
低：最多只有20%的农民购买了某种保险，而且只有在这家小额信贷机
构的工作人员上门销售时，才能达到这一签约水平。此外，即使买了保
险的人也没买多少：如果不下雨的话，大多数农民所买的保险只能弥补
其2%~3%的损失。
为什么穷人不想买保险？
投保需求低的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政府破坏了这一市场。这就是我
们所熟知的需求达人的观点：当市场无法发挥作用时，政府或国际机构
的供应过大可能就会受到指责。具体而言，当灾难降临时，那些善良的
灵魂会伸出援手，因此人们实际上并不需要保险。
在
第七章
贷款给穷人：不那么简单的经济学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无数水果及蔬菜摊
贩站在街角。每个摊贩（常常是女人）都有一个铺着一层帆布的小
推车，上面摆着西红柿、洋葱或是她们碰巧正在卖的任何东西。摊贩们
早晨从批发商那里进货（常常是以赊账的方式），然后卖一天的货，晚
上将欠款偿还给批发商。有时，他们用来装菜、卖菜的推车也是按天租
用的。
在很多富裕的国家，这也是商人做生意的方式：他们获得营运资本
贷款，用于生产或购买货物，然后用他们的收入支付贷款。很明显，与
富人相比，穷人需要偿还的贷款数额要多。在印度陈耐市，如果水果贩
早上从批发商那里进了1 000卢比（购买力平价51美元）的蔬菜，那么
她晚上平均需偿还批发商1 046.9卢比。支付的利息为每天4.69%。要想
搞清个中原因，我们可以先来计算一下：如果你今天借了100卢比（购
买力平价5.1美元），那么你明天就要偿还104.69卢比，如果你延迟一天
还款，那么后天你就要偿还109.6卢比。如果借款30天，你就欠了近400
卢比；而如果借款长达一年，应还款就高达1 842 459 409卢比（购买力
平价9 350万美元）。因此，一份5美元的贷款，如果贷款期长达一年，
这一债务将接近1亿美元。
这一高额利率呼吁着小额信贷机构立即行动起来。例如，帕德马贾
·蕾迪是斯潘达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印度最大的小额信贷机
构之一。她告诉我们，她创立该公司的灵感来源于一场谈话，谈话对象
是安得拉邦贡土尔市一个拾破烂的人。蕾迪意识到，如果拾破烂的人拥
有能买一辆推车的钱，那么，她就无须支付日租金了。省下来的钱，她
款。上百万人愿意接受的这一贷款利率水平，一定是美国的救助者所乐
于赚取的。那么，为什么投资者不拿着一袋子钱去找他们呢？
并非没人尝试过。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很多发展中国家都
有政府主办的信贷计划，通常附带利率补贴，是专门针对乡村穷人的。
例如，自1977年起，印度每在一个城市设立一家银行分行，该银行就需
在没有银行的农村地区额外设立4家分行。此外，银行根据政府指示，
要将其40%的贷款提供给一些“重要领域”：小公司、农业合作社等。罗
宾·伯吉斯和罗西尼·潘德表示，在因这一政策而额外开设分行的地区，
那里的人却变得越来越贫穷。
问题在于，这些强制性的信贷计划并非十分有效，违约率出奇地高
（20世纪80年代高达40%）。贷款常常受到政治的驱动，而非出于经济
需求（在某些地区，大量贷款都是大选之前向农民提供的，因为人们预
计这些地区的选举竞争会非常激烈）。而且，这些钱最终都会落到当地
实力派的手中。伯吉斯和潘德的研究认为，要想通过设立银行分行为穷
人增加1卢比的收入，就需要花掉1卢比以上的费用。此外，进一步研究
表明，从长远角度来看，设立更多分行的地区其实会变得更穷。1992
年，在印度自由化的改革浪潮中，政府对于在农村开设分行的要求有所
下降。而在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类似的趋势，
即政府取消了对公共贷款计划的支持。
或许，社会银行实验是一次失败，因为政府不应插手贷款补贴的事
务。政客们发现，将贷款用作馈赠非常具有吸引力，没有什么能比无须
偿还的贷款更好的了。然而，为什么私人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小企业主
呢？这些人愿意每月支付4%的利息，是一家银行普通贷款的几倍，贷
款给他们不是更合理吗？通过美国目前的一些网站，我们得知，富国的
潜在贷方可以向穷国的企业家们提供贷款，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已弄懂了
其他人搞不清楚的问题？
或者，也有可能是，非正式放债人可以做到银行做不到的事情。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贷款给更富有的人成本更少呢？

贷款给穷人——不那么简单的经济学
为什么有些人需要支付高利率？一个标准的解释就是，他们违约的
概率更高。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如果仅仅为了维持运营，一位放债
人平均每贷出100卢比，他就要拿回110卢比，即如果不发生违约的话，
他可以收取10%的利息。但如果半数的借款人违约了，那么放债人就必
须向另一半没违约的借款人至少收取220卢比，一共收取120%的利息。
然而，不同于那些由政府支持的银行贷款计划，非正式贷款的违约率并
不是很高。这种贷款的偿还时间通常会延迟一些，但完全不偿还还是很
少见的。一项对巴基斯坦农村放债人的研究发现，放债人所遇到的一般
违约率仅为2%。不过他们收取的平均利率高达78%。
问题在于，这种低违约率绝不是自发产生的，这需要贷方付出很大
的努力。加强履行贷款合同并不容易，如果借款人挥霍借款，或是遇到
了难处，手头没有现金，那么贷方就无钱可收了。在这种情况下，贷方
几乎没什么办法收回贷款。因此，借款人即使在自己有钱时也可能会假
装没钱，这对贷方来说则会更糟。如果这种情况不加以制止的话，即使
借款人的项目获得了成功，贷方也永远拿不回借出的钱。
为了避免各种故意违约的行为，全世界的贷方保护自身的一个办法
就是，收取预付定金。有时还会附加担保，也就是所谓的发起人出资，
即倡议人出一部分资金。如果借款人违约，贷方可以通过没收附加担保
金来实施惩罚。借款人受到的压力越大，其违约的概率就越小。但这也
意味着，借款人所做的担保越大，贷方发放的贷款就会越多。因此，我
们看到了那条熟悉的规则（至少在无抵押的投机时期之前），即将可贷
款数量与借款人的资金现状挂钩。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人们只会
借钱给富人”。
也就是说，更穷的借款人所能得到的贷款更少，但这并不能解释，
为什么穷人要支付这么高的利息，为什么银行拒绝贷款给他们。这里还
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了收回贷款，贷方需要了解很多关于借款人的信
息。有些信息是贷方希望在决定贷款之前就了解的，如借款人是否值得
信赖、来自哪里、所做生意的性质、收回贷款方面会不会有问题等。贷
方或许还想时刻关注着借款人，时常到他家里去看看，确保贷款以承诺
的方式使用，并在必要时推动生意向理想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一切都要
花时间，时间就是金钱，而利率的提升便会抵消这一花费。
此外，很多此类花费并不是以贷款多少来衡量的。即使贷款额非常
少，贷方也必须收集某些借款人的基本信息。结果，贷款额越少，作为
贷款一部分的监督费用就会越高，而由于这部分费用要由收回的利息来
抵消，利率就会变得更高。
更糟糕的是，这会产生一种经济学家所谓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当利率上涨时，借款人有更多理由想办法不偿还贷款。这就
意味着，借款人需要受到更为细致的监督，而这又增加了贷款成本。利
率会因此而进一步上涨，借款人需要更多的监督，如此循环反复。贷方
所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导致利率飞涨。或者，现实中常常发生的情况
是，贷方或许决定，贷款给穷人并不可行：他们的贷款额太少，不值得
一贷。
一旦我们了解这一点，很多事情便一目了然。贷款给穷人的主要限
制在于，收集关于他们的信息会产生费用。因此，穷人大多会向熟悉他
们的人借钱，比如邻居、老板、生意伙伴或当地的放债人，这恰恰就是
当前正在发生的情况。虽然，这种对于合同执行的强调似乎有些奇怪，
但穷人因此会向那些一旦违约就会真正伤害他们的人借款，因为这些贷
方无须花那么多时间去监督（借款人不敢犯错），因而贷款会更便宜一
些。20世纪60~70年代，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市，很多放债人都是喀布尔
人——阿富汗的高个子男人，他们肩上挎着一个布袋子，挨家挨户地假
装卖水果及坚果，其实大多是以此为掩护，推销他们的贷款业务。那
么，为什么当地人不去开展这些业务呢？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这些阿
富汗人以凶悍无情而著称，这种说法来自孟加拉邦学生课本中的一则古
老的故事，说的是喀布尔人心肠好，但很暴力，他们会杀掉企图欺骗他
们的人。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暴徒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最后
贷款人”。
在伦敦1999年8月22日的《星期日电讯报》上，可以看到一篇题
为“付钱——否则我们就派阉人去见你”的故事，堪称一次对威胁力量的
奇特描述。该报道描述了印度的一些收债者利用人们对阉人的传统偏
见，让阉人去找那些长期欠款的人收债。因为人们相信，看到阉人的生
殖部位会带来厄运，所以一些阉人会根据指示出现在违约者的家里，威
胁他们如果不合作就给他们“展示一下”。
收集借款人的信息会产生高额的费用，这就是即使在每个村庄都有
几个放债人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并未使利率下跌的原因。假如
贷方在监督放债人方面有所投资，那么贷方就会在借款人心中拥有良好
的信誉，借款人很难再更换贷方。如果借款人到别处去贷款，新的贷方
要重新付出同样的努力，这又要花上大笔费用，会使利率上涨到更高。
此外，贷方会对新客户持怀疑态度：解除与以前贷方的关系很费钱，那
么，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呢？这样做显然更费钱。在这种情况下，贷方
会更为谨慎，而利率也会进一步提高。因此，尽管贷方可以选择，但借
款人一般会与自己已经了解的贷方保持关系。而且，放债人会利用这一
机会提高利率。
这还可以解释，银行为什么不贷款给穷人。银行职员并不承担必要
的监督职责：他们既不住在村里，也不认识那里的人，而且他们的人员
流动也很频繁。那些体面的银行是不会与喀布尔人竞争的，银行不会动
辄就要打断某人的腿，或是派阉人去找违约者。花旗银行在印度的分行
陷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有人发现，它们让当地“小流氓”威胁未偿还汽
车贷款的人。而且，即使诉诸法律也无济于事。1988年，印度法律委员
会报告说，40%的资产清算（破产借款人）案件都会搁置8年以上。站
在贷方的角度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即使他们肯定能打赢与违约公司的官
司，他们也要等7年才能收回抵押款（在此期间，借款人有充足的机会
转移资产）。当然，对于贷方来说，借款人的资产在贷款发生时就已贬
值了。
纳奇凯特·摩尔当时为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的副总裁之一，他曾
向我们描述，他知道一个让农民偿还农业贷款的绝妙好主意：在支出每
笔贷款之前，他会要求农民们提供一张等量钱款的长期支票。这样做的
好处在于，如果农民拒绝还款，银行就可以叫警察来取支票，因为不兑
现支票是一种违法行为。这种方法起初还颇有成效，但后来便逐渐失效
了。因为警察意识到，他们需要追踪上百张空头支票，于是他们礼貌地
告诉银行，这其实并非他们的职责所在。
即使银行成功收回了贷款，也会产生一定的反效果：银行并不喜欢
同“农民自杀”的头条新闻扯上关系。要解决这一问题，特别是竞选在即
时，政府喜欢勾销一些未偿还贷款。因此，银行干脆就避免贷款给穷
人，让放债人来填补这一市场空白。然而，尽管放债人在收回贷款上有
优势，但他们要为贷出款项支付比银行更多的钱。这是因为，即使银行
支付的存储利息很低（或没有），穷人也愿意将积蓄存在银行，很少有
人会将自己的积蓄押给放债人。而放债人所热衷的“乘数效应”及垄断力
量，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穷人要承受如此高的利率。
因此，穆罕默德·尤努斯和帕德马贾·蕾迪的创造性不仅体现在以更
合理的价格贷款给穷人，他们还发现了实现这一点的方式。
对于一个大计划的小见解
在20世纪70年代的孟加拉国，孟加拉康复援助委员会及格莱珉银行
中出现了并不起眼的小额信贷业务，但这项业务现在已在世界范围内得
到了普及。小额信贷触及1.5亿~2亿借款人（主要是女士），并且可以
为更多的人所使用。有时，人们将小额信贷描述得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
一个角色（双头怪物）——兼具赢利使命与社会使命——而且据大家所
说，其在两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方面，穆罕默德·尤努斯
和格莱珉银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并赢得了公众的赞誉；另一方面，
2007年春，墨西哥小额信贷公司——康帕多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创
造了商业领域的一次（具有争议的）胜利。此次发行为该公司筹集了
4.67亿美元，不过人们也注意到，该公司收取的费用为100%以上的利息
（尤努斯对此公开表示不满，将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称为新的高利贷
者，但其他小额信贷公司也紧随其后：2010年7月，印度最大的小额信
贷公司SKS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筹集了3.54亿美元的资金）。
由此可以看出尤努斯不喜欢沾染高利贷的原因，但从某种意义上来
讲，小额信贷是一种基于社会目的的变相放债。正如传统的放债人一
样，小额信贷机构依赖的是其紧密监督客户的能力，但其中会涉及借款
人碰巧认识客户的情况。典型的小额信贷合同允许一组借款人贷款，他
们为彼此的贷款负责，因此必须尽量确保其他人按时还款。有些组织希
望，一些借款人前来借款时彼此认识，它们甚至通过每周组织活动让彼
此熟识。这些活动有助于客户更好地了解彼此，而且在一位组员暂时遇
到困难时，其他人也更愿意伸出援手。
正如放债人一样，对于那些彻底违约的人，小额信贷机构会威胁再
也不贷款给他们，而且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其在村里的关系网络，对拒不
还款的借款人施压。与放债人不同，小额信贷机构的官方政策就是，永
远不使用暴力威胁。羞辱的力量确实不小。我们在海得拉巴市见到一个
借款人，她正努力偿还几家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她说自己从未拒绝偿
还任何欠款，即使她要向自己的孩子借钱还债，或是一天不吃饭：她讨
厌信贷职员跑到她家门口，在街坊邻居的面前让她难堪。
小额信贷机构与传统放债人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行事极为谨慎。
传统放债人会让他们的借款人选择借款方式及还款方式——有的每周偿
还一次，有的不限定还款时期。有些先还利息，钱凑够后再还本金。相
反，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一般每周都要偿还一定量的钱，从贷款发出一
周之后算起。至少就第一笔贷款来说，每个人收到的钱常常都是等量
的。此外，借款人必须要在每周会议上还款，会议召开时间对于每个小
组来说都是固定的。这就使得追踪还款情况变得很容易：贷款负责人只
需数数手中的钱，看看够不够一个小组该交的钱即可。如果够数的话
（情况常常是这样的），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可以到下一个小组收钱
了。因此，一位贷款负责人每天可收回100~200人的欠款，而传统放债
人只能在不知何时才能收回钱的情况下坐等。此外，由于交易非常简
单，贷款负责人不需要受过良好的教育或培训，因此成本会有所下降。
而且，贷款负责人工资的发放依据是过于夸张的奖励合同，他们需要寻
找新的客户并保证每个人都能偿还借款。
所有这些方法都有助于降低贷款的管理费用，我们在前面讨论过，
这部分费用因“乘数效应”而增长，导致贷款给穷人变得十分昂贵。这是
南亚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的赢利模式，他们贷款给穷人的年利率约为
25%，而当地放债人收取的利息一般是这一比率的2~4倍。世界上其他
一些地区的利率则更高（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贷款负责人的工资更高
了），有时年利率甚至超过100%。而对于穷人来说，这一选择还是比
其他选择廉价得多。例如，在巴西的城市里，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月利
率约为4%（每年60%），而最容易的还款方式是通过信用卡还款，月利
率在12%~20%之间（每年289%~800%）。然而，违约行为极为少见，
至少在不发生政治风波的情况下是如此。2009年，“风险投资组合”（可
能会违约的贷款，但并非全部）在南亚低于4%，而在拉丁美洲及非洲
国家则不超过7%。因此，小额信贷及其1.5亿~2亿位客户，已经作为最显著的扶贫政策之一得以立足。然而，小额信贷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有些故事说她逃到了美国，另一些故事说她杀死了自己的丈
夫。其中的隐含意义是，斯潘达纳公司已经没有未来了，因此偿还该公
司的贷款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看到的一张“报纸”称，蕾迪自己甚至
建议他们违约，因为她已经赚够了钱，并且打算退出了。
这种彻底毁掉一家机构的方式，确实是改变人们信念的一种高超手
段：让人们相信一家小额信贷机构没有未来，这是确保其真正没有未来
的最简单的方法——因为这样一来，使每个人的收益最大化的做法就是
违约。蕾迪几乎要发疯了（虽然她对于自己逃到美国躲债的想法感到可
笑——毕竟，借款人手里有她的钱，而不是恰恰相反），但她决定发起
反击。她开车跑遍了国内，出现在每个小城镇及大村庄的会议上。她
说：“我还在这里，没有去任何地方。”
这一特殊的危机因此而扭转，但几个月之后，即在2006年3月爆发
的一则新“丑闻”中，该公司的弱势再次被揭露。这一次，斯潘达纳公司
及Share公司（其竞争者之一）被控与大量农民自杀有关。根据媒体一
系列新的报道，贷款负责人逼迫客户过度借款，然后对其施加不公正的
还款压力。这两家小额信贷机构明确否认了这一指控，但在问题得到解
决之前，克里斯那地区行政长官判决，任何人向斯潘达纳公司或Share
公司还款皆是“非法”的。几天之内，克里斯那地区几乎所有的客户都停
止了还款。在危机期间，斯潘达纳公司在克里斯那地区的未偿还本金约
为5.9亿卢比（购买力平价为3 450万美元），占斯潘达纳公司2006年在
印度15%的总贷款额。
各家小额信贷机构的领导纷纷上诉，这一判决结果很快被废除了，
但损失却已然铸成。人们还款是因为别人都在还款，而一旦人们停止还
款，便很难再重新开始。一年之后，70%的未偿还本金仍未到账。自那
时起，斯潘达纳公司的贷款负责人便开始前往每一个受影响的村庄，向
他们的客户提供新贷款，但前提是，他们要偿还以前的欠款（无额外利
息）。这些提议在某些村庄的确有效，他们目前只需追回一半的未偿还
本金，但让别人也照做的压力显然很大。在有些村庄，每个人都会还
了解人们思考未来的方式，有助于解决这些明显的矛盾。安德烈·
施莱费尔或许最能说明一种理论（他创造并推广了“噪音交易者”一词，
用来描述天真的股票交易者的行为，他们受到那些无情的股票老手的剥
削），即很多人有时会做傻事。他最近刚刚从肯尼亚回来，与我们分享
了他在那里观察到的现象：一组修女耕种的田地非常肥沃，而她们邻居
所耕种的田地却不怎么好。修女们使用了化肥和杂交种子。施莱费尔问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难道标志着农民们不够耐心（修女的职业或
许使她们更有耐心，因为她们相信来世的好处）？
他的研究触及了我们心中长久以来的一个谜团。在几年来所开展的
调查中，迈克尔·克雷默、乔纳森·罗宾逊和埃斯特发现，肯尼亚西部布
西亚地区只有约40%的农民用过化肥，而只有25%的农民每年都用化
肥。他们做过这一实验，即向随机一组农民提供免费化肥，让他们在自
己的地里用一小部分，然后与那些没使用过化肥的地对比。结果表明，
使用化肥的土地年均收益多出70%：每支付1美元购买化肥，普通农民
就可以额外收获价值1.7美元的玉米。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多用点儿化肥
呢？或许农民们不知道怎样使用化肥。或者，他们低估了化肥所产生的
回报。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至少那些免费得到化肥及高回报的农民会
非常热衷于在下一个耕种季节里使用化肥。实际上，克雷默、罗宾逊和
埃斯特研究发现，在一个季节里免费得到化肥的农民，他们在下一个季
节使用化肥的概率平均增加了10%。但这仍然意味着，大部分农民都不
使用化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化肥不感兴趣：大多数农民都表示自己
相信化肥的效果，而且起初还说过他们肯定会使用化肥。
我们问一些农民为什么他们后来没有使用化肥，大多数人都回答
说，在耕种季节到来时，他们手头没有足够的钱买化肥。令人惊讶的
是，化肥可以少量购买，因此即使对于只有少量存款的农民来说，这似
乎也是一个不难抓住的投资机会。这表明，问题在于，在丰收至耕种期
间，农民们甚至很难存下一点点钱。为家里存钱很难，因为他们总会有
要用钱的问题出现（有人生病、有人需要买衣服、有客人需要招待），
人们很难对这些问题说“不”。
说，她的女儿已经16岁了，两年之后就会嫁人，而那1万卢比是女儿的
嫁妆。我们问她，为什么不将支付斯潘达纳公司的钱直接存入她的储蓄
账户，她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总会有事情发生。
很明显，人们不应为了存钱而每天支付20%或更多的利息。设计一
些具有小额信贷合同特色的金融产品，可以帮助很多人。一组研究人员
与一家银行共同对菲律宾穷人进行研究，并开发出了这样一种产品：一
种与每位客户储蓄目标绑定的新型账户。这一目标可以是一定数量的存
款（客户要承诺在实现目标之前不会取款），也可以是一个取款日期
（客户要承诺在这一日期之前不动用账户中的钱），由客户自由选择。
但是，一旦做出了选择，计划就会生效，银行就可以强制执行。这一账
户的利率并不比普通账户高。在一组随机选择的客户中，每四人中约有
一人同意开户。在开户者当中，2/3的人会选择取款日期目标，而余下
的1/3则选择存款数量目标。一年之后，尽管每四人中只有一人开户，
那些选择这一账户的人，其账户的余额比对照组（没有选择这一账户）
平均多出81%。然而，实际效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小，因为尽管当时有不
取款的承诺，但并没有推动客户存钱的动力，所以很多已开户的账户都
处于休眠状态。
然而，大多数人宁愿不选择这样的账户。他们显然是在担心，自己
或许无法承诺在实现目标之前不取款。迪帕和罗宾逊在肯尼亚便遇到了
相同的问题——很多人并未使用提供给他们的账户，有些人是因为取款
手续费太高，不想将自己的钱锁死在账户中。这凸显了一个有意思的矛
盾之处：有些方法可以解决自我控制的问题，但要利用这些方法，则常
常需要一种原初的自我控制。在另一项关于波玛拉市场小贩的研究中，
迪帕和罗宾逊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说明。他们注意到，很多小业主（或其
家人）在生病时会丢掉生意，还要花钱买药。所以，他们想帮助人们专
门存一笔钱，用于应付这样的意外事件，或是购买预防性医疗产品（如
消毒液或蚊帐）。他们联系了几家轮转基金的会员们，给了他们一个有
锁的箱子，专门用来存入应急健康款。有些人（随机选择的）得到了打
开箱子的钥匙，而另一些人则没有拿到钥匙：当人们因健康问题需要用
钱时，这家非政府组织的职员会来为他们打开箱子。给人们一个保障健
康的箱子有助于他们将更多的钱花在预防性医疗措施上，但给他们一个
带锁的保障健康的箱子，结果恰恰相反，这有些出乎迪帕和罗宾逊的意
料：他们根本就不会将钱存入箱子，因为他们担心在需要时会拿不到
钱。
因此，意识到问题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这可
能仅仅意味着，我们能够预见自己会在哪些方面遭遇挫折。
贫穷与自我控制的逻辑
由于自我控制很难实现，自觉的决策者们会采取其他行动，减少自
己将来受到诱惑的可能性。一个明确的策略就是，不存那么多的钱，因
为我们知道，明天我们就会把钱花掉：可能我们今天就经不住诱惑，这
种关于诱惑的逻辑对于穷人或富人都一样，但后果对于穷人来说或许更
为严重。
诱惑是生理需求（性、糖、脂肪类食品、烟等）的表现。在这种情
况下，富人更容易满足“受到诱惑的自己”。在决定是否存钱时，他们认
为，任何为将来而存的钱都会用于实现长期目标。因此，如果糖和茶是
一种诱惑物的原型，那么富人不太可能会有所困扰——他们并不是不会
受到诱惑，而是无须担心多喝一杯茶就会花掉自己辛苦赚来的钱。
这种效果会通过这样的事实得到加强，即穷人真正期望拥有的很多
东西（如一台电冰箱或一辆自行车，或是自己的孩子上一所更好的学
校）都较为昂贵，而他们的手中只有一点点钱（穷人会听到这样的声
音，“你永远都买不起那台电冰箱，还是喝杯茶吧……”）。结果形成了
一个恶性循环：对于穷人来说，存钱的吸引力更小，因为在他们看来，
目标太遥远了，而且他们知道一路上会遇到很多诱惑。不过，如果不存
钱，他们会一直穷下去。
对于穷人来说，自我控制更难实现还有另一个原因：无论是穷人还
是富人，关于存多少钱的决定都很难做出，这些决定需要考虑到未来
（对于很多穷人来说，想象未来可能是不愉快的），还要列出大量可能
发生的事件，需要与配偶或孩子商量。我们越富有，这些决定就越容易
做出。为了每周或每月都能存下钱，穷人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克服自我控
制问题。然而，自我控制就像一块肌肉：我们用这块肌肉时就会感到劳
累，因此穷人很难存下钱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穷人还生活在巨大的
压力之下，而由压力产生的皮质醇会使我们做出更冲动的决定。因此，
穷人只能以更少的资源完成更艰苦的任务。
我们可以预见到，富人会根据其目前的资本净值存下更多的钱，因
为今天的存款是明天的资本净值的一部分，这就会产生今天的资本净值
与明天的资本净值关系的S形曲线。穷人存的钱较少，因此他们的未来
资源一般也较少。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他们就会存下越来越多的资
源。这也就意味着，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的未来资源。最终，当人们足
够富裕时，他们不再需要为实现将来的目标而存下那么多财富，这与中
产阶层的情况不同（这或许是他们省下钱来买房的唯一方法）。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今天的资本净值与明天的资本净
值之间的S形曲线。图8–1体现了泰国家庭1999年所拥有的资源与其5年
后所拥有的资源的关系。这是一条平缓的S形曲线。今天较富有的人
（拥有更多资源），明天一般会更富有，这当然没什么可奇怪的。较为
突出的一点是，这一关系曲线在资源处于很低水平时表现得很平坦，但
在完全变平之前突然有所上扬。

逃出陷阱
存款行为关键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有机会
实现梦想的穷人来说，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节衣缩食，将省下来的钱用作
未来的投资。相反，那些认为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人，一般会做出反映
这一绝望心态的决定。这不仅可以解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还可以
说明穷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同。
水果小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迪安·卡尔兰完全还清了贷款。一段
时期内，很多小贩都做到了没有负债；10周之后，菲律宾仍然有40%的
小贩身无欠款。因此，这些水果小贩似乎有足够的耐心，可以在一段时
期内摆脱欠款。然而，几乎所有小贩最终还是会欠款，通常是由一场灾
难（疾病、紧急需求）导致的，而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他们并不能独
立还清欠款。想要摆脱欠款与无法摆脱欠款之间的矛盾表明，自我控制
很难发挥作用。
然而，乐观与希望却能够对此产生一定的影响。希望可以是很简单
的，比如，你觉得自己一定能买下一直想买的那台电视机。在我们对斯
潘达纳公司的小额信贷计划进行评估时，帕德马贾·蕾迪带我们到贡土
尔市（该机构的创办地）贫民窟见她的客户——几个女人，她们给我们
端上了茶水。我们听到她们在谈论，怎样通过削减茶叶、零食等花费改
善她们的未来。
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都不同意借款购买消费品——有些机构甚至会
努力确保其贷款用于购买一些赚钱的资产。然而，蕾迪认为，只要她的
客户用这笔钱实现了任何长期目标，就足够了。在蕾迪看来，要想摆脱
贫穷，首要的步骤就是对长期目标进行思考，并习惯为此做出一些短期
的牺牲。
在对斯潘达纳公司的小额信贷计划进行评估之前，我们问一些女性
她们想在哪些方面省钱。其实，我们无须担心，蕾迪了解客户的所思所
想。我们在第七章关于贷款的部分看到，获取小额信贷的最明显影响之
一就是，减少在一些物品上的消费（茶叶、零食、烟酒等）。对于那些
因该计划获取小额信贷的家庭，每个家庭每月在这些物品上的总消费减
少了约100卢比（购买力平价5美元），或者相当于普通家庭消费的
85%。就一份1万卢比的贷款（20%利率）来说，这方面消费的减少可以
支付每月还款的10%左右。后来，我们在摩洛哥的农村地区发现了类似
的情况：有些客户削减了社会消费，并为自己存下了钱。
当然，就实现穷人的一些长期目标而言，小额信贷只是我们为他们
想到的很多种方法之一。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或许也会产生
同样的效果。而为他们提供一份稳定安全的工作，则是我们在下一章将
会讨论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为他们提供医疗或自然灾难的保险，这样
他们就无须担心自己的成果会毁于一旦。或者为他们创建一种社会安全
网络：如果人们的收入下降到一个特定范围，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最低
收入支持，这样，他们就无须担心没钱存活下去了。这些方法可以为人
们提供一种安全感，从而鼓励人们存钱，减少人们的压力，让他们对未
来抱有希望，这两方面直接关系到决策能力。
更重要的是，一点儿希望、保障及安慰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激励措
施。我们都很容易过上一种安稳的生活，制定一些我们有信心实现的目
标（一张新沙发、50英寸的平板电视、第二辆汽车等），寻求一些机构
（储蓄账户、养老金计划、住房贷款等）的帮助。然后，像维多利亚时
代的人那样，依据动力与规则行事。但实际上，人们总会担心，他们会
宠坏那些懒惰的穷人。而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情况恰恰相反：当
你想要的一切看上去都很遥远时，你很难感受到动力。将目标设置得更近一些，或许是穷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方式。

第九章
不情愿的企业家们
多年前，在飞机上坐我们旁边的一位商人曾对我们说，20世纪70年
代中期，他从美国读完MBA回到印度，他的叔叔带他去体验一种
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那是一个早晨，他和叔叔动身前往孟买股票交易
所。然而，他们并没有进入交易所所在的那座现代化的大楼，他的叔叔
让他观察坐在路边的4个女人，她们面向着交易所前方的那条路。这位
商人和他的叔叔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观察着那4个女人。她们几乎什么
也没做，但是当来往车辆不多时，她们偶尔起身从路上捡点儿什么，放
入她们身边的塑料袋里，然后坐回原位。反复几次之后，他的叔叔问他
是否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坦然承认自己一头雾水。于是，他的叔叔解
释说，每天黎明之前，这几个女人都会去海边收集湿海沙，然后在交通
繁忙之前将海沙平铺在路面上，当车子碾过路面的海沙时，车轮散发的
热气会烘干海沙，而她们所要做的就是，偶尔起身捡起表层干燥的海
沙。几天之后，她们就会积攒很多干燥的海沙，并将它们带回贫民窟，
用由废旧报纸做的小口袋装好，拿到市场上去卖。当地妇女用干沙擦洗
盘子。他的叔叔认为，这就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如果你所拥有的不
多，那么就用你的聪明才智，做到从无到有。
贫民窟的女人为了谋生，会充分利用孟买的商业契机，这展现了穷
人所具备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本书中，我们讲述了一些小企业主创
新自强的故事。对于近期的小额信贷“社会交易”运动来说，这是一种有
力的推动。因为，这一运动的前提就是，穷人天生就具备企业家的潜
质。因此，只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环境及在起步时的一点儿推力，我们
就能够消除贫穷。国际社区援助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小额信贷机
构，其首席执行官约翰·凯奇曾说过：“给贫穷社区一些机会，然后就放
手。”
然而，或许还有这样一些令人惊讶的例子，如果你真的放手，穷人
似乎并不会有所作为。自2007年起，我们一直与AL Amana（摩洛哥最
大的一家小额信贷机构）共同评估小额信贷业务对农村社区的影响。这
些社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正式的金融渠道。约两年之后，很明显，
AL Amana并没有在农村实现预期的客户人数。尽管选择性有限，但对
贷款感兴趣且具备条件的家庭仍然不到1/6。为了找到原因，我们同AL
Amana的几位员工来到一个名为哈福莱特的村庄（那里没人贷过款），
对那里的几个家庭进行了家访。我们见到了阿拉·本·希达，他有三个儿
子和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希达还有4头牛、1头毛驴和8棵橄榄
树。他的一个儿子参军了，另一个儿子负责照看牲畜，而第三个儿子却
整天无所事事。我们问希达，是否愿意贷款多买几头牛，让他的第三个
儿子负责照看。他解释说，家里的地太少了——如果买更多的牛，可能
就没有地方放牧了。在离开之前，我们问他是否需要贷款买点儿什么，
他回答说：“什么都不用买，我们拥有的东西已经足够了。我们可以把
牛卖掉，还可以卖橄榄。这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几天之后，我们见到了AL Amana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福阿德，
他是一个充满热情、极具才智的人，以前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曾因犯
政治错误蹲过几年监狱，他一直致力于改善穷人的生活。我们一起探讨
了小额信贷的低需求问题，还特别提到了希达的故事——他确信自己不
需要更多的钱。福阿德为希达设计了一个明确可行的计划。他可以贷款
建一座牛棚，然后再买4头小牛，这样他就不用再到田里放牧了，可以
在牛棚里喂养它们。8个月之后，他就可以将牛卖掉，并得到一笔丰厚
的利润。福阿德认为，如果有人将这一切告诉希达，他一定会被说动，
并会决定贷一笔款。
福阿德的热情与希达的固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令我们颇为震
惊。然而，希达并不甘于一直贫穷下去：他为自己的一个儿子感到骄
傲，这个儿子一直在接受护士培训，是军队里的一名护理人员。他认
为，自己的儿子一定有机会过上更美好的生活。那么，福阿德的想法是
否正确，希达真的只需要得到一个商业指导计划就可以了吗？还是说，
希达大半生都从事的养牛生意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世界著名的格莱珉银行，他常常将穷人称
为“天生的企业家”。还有，已故的商业巨头普拉哈拉德也曾劝告商人
们，应更加关注其所谓的“金字塔底”。这表明，在大企业和高等财政部
门的参与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穷人有助于扶贫政策的实施。公共行动
的传统策略已得到个体行动的补充，这些行动常常是由企业界的一些领
导人做出的，主要是为了帮助穷人挖掘其企业家的潜力。
小额信贷运动中的很多人都同意尤努斯的世界观，认为每个人都有
成为成功企业家的潜质。有两个明确的原因甚至可以证明，穷人或许会
发现更好的机会。第一，他们从未得到过一次机会，所以他们的想法可
能更新颖。第二，目前市场通常忽视了“金字塔底”。因此，他们称，创
新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是一种可以轻松摘到的果实，而且能够想象出
穷人未来的只有他们自己。
没有资本的企业家
的确，每一家正规的小额信贷机构都有自己的网站，上面有很多成
功客户的故事，其成功都是因为他们抓住了一次致富的非凡机会。这些
故事都是真实的，我们就曾见过这样一些客户。在安得拉邦的贡土尔
市，我们见到了一位斯潘达纳公司的客户，她通过收集垃圾并分类，成
功地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一开始，她只是一个收垃圾的，处于印度经济
社会阶层的最底层。用来自斯潘达纳公司的第一笔贷款，她还清了从一
个放债人那里借的钱（利率很高）。她知道，从她那里买垃圾的公司会
对垃圾进行分类，然后再卖给回收公司——例如废旧灯泡、塑料制品、
肥料有机物都含有残留的铁和钨。于是，为了多赚一些钱，她决定自己
对垃圾进行分类。通过第二笔贷款及第一笔贷款赚的钱，她买了一辆手
推车，这样她就可以收集更多的垃圾。由于要对垃圾进行分类，她让自
己的丈夫也来帮忙。她的丈夫过去大多数的时间里都在喝酒，现在则开
始给她帮忙。这样一来，他们赚到了更多的钱。在获得第三笔贷款之
后，他们开始从别人那里收购垃圾。当我们见到她时，她已掌控了一张
很大的垃圾收集网络。她不再是一个收垃圾的，而是一位垃圾收集活动
的组织者。而且，她的丈夫这时也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我们看到他
时，他正拍打着一块金属，表情严肃，似乎有点儿闷闷不乐。
小额信贷机构会宣传他们最成功的借款人的故事，但这些企业家在
没有接触小额信贷时就已经成功了。1982年，在中国浙江省的绍兴市，
徐爱华是村里最优秀的中学生之一。她的父母都是农民，与所有人一
样，手里几乎没有现钱。然而，徐爱华非常聪明，村里决定送她去当地
的一家时装设计学院学习一年（不过，当时每个人都穿着中山装）。村
里认为，日后，她定能在乡镇企业中担任领导，这些企业都是改革开放
初期成立的。但是，当她接受完培训回到家时，当地的长者们犹豫了
——毕竟她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孩子。因此，她无声无息地待在家
里，一直处于失业状态。
徐爱华不愿意闲着，她决定自己做点儿什么，但她的父母太穷了，
根本帮不上忙。于是，她借来一个扩音器，在村里走街串巷，说她可以
教小女孩做衣服，只收取15元学费（购买力平价13美元）。她招收了
100名学生，拿着收来的学费，她买了一台二手缝纫机，还有当地国有
工厂一些多余的布料，然后开始教学。在课程结束时，她留下了8名最
优秀的学生，并开了一家服装店。女孩们每天早晨都背着自己的缝纫机
（每个人都让自己的父母买了一台）来这里裁剪制衣。她们为当地工厂
的工人制作工作服。一开始，她们都在徐爱华的家里工作，但随着生意
的扩大，徐爱华培训并雇用了更多的人，她们就搬到了从村政府租来的
一栋楼中。
到1991年，徐爱华积攒了大笔做生意赚来的钱，可以买60台自动缝
纫机（价值54 000元，购买力平价27 600美元）。在8年里，她的固定资
产总额增长了100多倍，每年增长80%。即使我们考虑到每年10%的通货
膨胀率，（刨除通货膨胀率之后）每年超过70%的实际增长率也是令人
震惊的。此时，她已经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了。不久，出口合同接踵而
至。现在，她的销售客户是美国梅西百货公司、贝纳通公司、杰西潘尼
公司及其他一些大型零售机构。2008年，她首次向房地产领域投资2
000万元（购买力平价440万美元）。因为据她所说，她有大量的闲置资
金，而大多数人则没有。
当然，徐爱华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关于穷人创业精神的故事不
在少数，穷人当中也不缺少企业家。在我们针对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
中，城市地区50%极度贫穷的人都从事着非农业生意。即使在乡村极度
贫穷的人当中，很多人也都从事着非农业生意（从乌代布尔的7%到厄
瓜多尔的50%），还有很多人经营着自己的农场。在这些国家中，贫穷
程度较低的企业家人数是大致相同的。我们将这一情况与经合组织的平
均数据进行对比后发现，12%的在职人员称自己属于个体经营。就从事
的职业来说，与发达国家的收入人群相比，贫穷国家的大多数收入人群
似乎更具企业家精神——穷人在这方面并不比别人差，这一看法激发了
哈佛商学院教授塔伦·卡纳创作了《亿万企业家》（Billions of
Entrepreneurs）一书。
穷人企业主的人数令人印象深刻，一切似乎都对穷人成为企业家不
利。他们所拥有的资金较少，几乎无法获取正式的保险、银行服务及其
他廉价金融渠道。对于那些无法从朋友或家人那里借到足够钱的人，放
债人是自由贷款的主要渠道，他们每月需要支付的利率为4%或更高。
因此，穷人很难为经营一种合适的生意而做出必要的投资，他们更容易
受到来自这种生意的附加风险的影响。然而，他们仍像富人那样努力挤
进商界，这一事实常被认为是其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然而，即使在支付高昂的利率之后，穷人仍能够还清贷款（我们已
经看到，他们几乎不会违约）。这一事实无疑意味着，他们每一卢比的
投入一定能获取更高的回报。否则，他们就不会借钱了。这表明，他们
所投资的领域具有高回报率。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年能够还款50%，而即
使你投资道琼斯也不一定能收回这么多钱，何况在当今这一时期，人们
投资的长期平均收益每年也只有9%。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借钱。或许，只有少数收益较高的企业家会这
么做，而其他所有人的收益都很低。然而，在斯里兰卡开展的一个计划
却证明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很多小企业主——零售店、修理店、蕾丝制
作者等——受邀参加一次抽奖，中奖者可以得到一笔价值1万或2万卢比
（购买力平价250美元或500美元）的商业赠款。
这笔赠款用全球标准来衡量并不算多，但对这些企业来说也不算
少；对于很多人来说，250美元是他们起家的全部资金。中奖者可以很
好地利用这笔钱。对于普通生意者来说，250美元的第一笔回报是每年
60%以上。随后，墨西哥也在小企业当中开展了这一活动，其回报率更
高，每月达到10%~15%。
孟加拉国一家大型小额信贷机构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制订了一个
计划，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结果表明，只要得到恰当的帮助，即
使最穷的人也能成功经营一些小生意，并通过这些小生意改变自己的生
活。在这一计划中，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挑选了一些最穷的人，这些
人大多依靠施舍生活。小额贷款机构一般不会贷款给这样的客户，认为
他们没有能力经营某种生意，也没有能力定期偿还贷款。为了帮助这些
人起步，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给他们一种资产
（一对奶牛、几只山羊、一台缝纫机等），还有几个月的小额经济补助
（用作运营资金，确保他们不会将资产卖掉），还为他们组织了一些活
动：定期开会、开办扫盲班或鼓励他们每周存一点儿钱。该计划的影响
因素目前正以随机对照实验的形式在6个国家展开，在该计划启动之
前，我们对一些为此而挑选出来的家庭进行了走访，听说了很多有关危
机与绝望的故事：丈夫是一个醉汉，常常打他的妻子；有人年纪轻轻就
在事故中丧生，留下一家人无人照看；一个寡妇被她的孩子遗弃等。但
两年之后，差别显而易见：与其他未参与该计划的极度贫穷家庭相比，
参与家庭得到了更多的牲畜及其他资产。他们每月的总支出上涨了
10%，食品支出是增长最多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不再抱怨吃不饱饭。
令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们的人生观似乎也有所改变，在描述自己的
健康、幸福及经济状态时更积极。他们可以存下更多的钱，对于资产管
理也信心满满。
当然，两年之后，他们的消费水平只上涨了10%，这意味着他们仍
然很穷。但最初的馈赠及支持似乎开启了一个良性循环：只要能够得到
机会，即使遭受过重创的人，也能够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并摆脱极度贫穷。